“ 美术复兴的第一声 ”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徐悲鸿是重要的奠基者，也是家喻户晓的现代画家之一。
　　徐悲鸿在南京的故居位于玄武区傅厚岗4号，这一带在当年曾是文化精英、社会名流的聚居之地。徐悲鸿的住所建于1932年，建筑面积约两百平方米，徐悲鸿曾将此处取名为“危巢”。房屋门前现立有徐悲鸿雕像，他189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画，1916年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9年以公费资格赴法国留学，成为中国美术公费留学第一人。1928年初，留洋归国后的徐悲鸿与田汉等人在上海共同筹办南国艺术学院。是年初夏，他到中央大学艺术科（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开始获得稳定收入。1929年，徐悲鸿由上海迁居至南京，先住在石婆婆巷的一个小楼上，数月后又搬到丹凤街的中央大学教师宿舍。由于房间拥挤，没有独立的画室，为了绘制大幅作品，他常趴在地板上作画。1931年，为了改善居住和作画条件，徐悲鸿在友人的帮助下，于傅厚岗购得两亩荒地，开始营建新居。随着傅厚岗宅院的落成，徐悲鸿夫妇才有了长期稳定的居所，结束了外出求学以来辗转的生活。徐悲鸿也因此有了按照自己绘画需要而设计的画室。
　　故居室内陈列有徐悲鸿艺术生平展，以图文的形式，展示其一生的艺术活动和艺术创作。徐悲鸿深谙中国绘画传统的精髓，但他认为过度强调形似的文人画并不利于绘画艺术的发展，他广泛汲取写实主义绘画艺术的精华，将两者巧妙地融合，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
　　在一楼展厅，我很快注意到创作于1928年的《徯我后》素描稿，《徯我后》油画作品是在多年后完成于南京画室，该画取材于《尚书》：“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们的贤君，他来了我们就能获救了。画作描绘了旱灾下的男女老少，在荒芜的田地里，引颈仰天，体现了大旱望云霓的迫切心情。展厅未陈列画作全貌，素描稿则正好反映了徐悲鸿的艺术主张，他曾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在艺术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一幅徐悲鸿同一时期的重要作品《田横五百士》则被完整展示出来。根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齐王田横率其部下五百人逃亡至海岛，刘邦派人招降，田横假意接受，但在途中自刭，部下五百人得知后随即自杀。画作取的是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情景，画面中的田横，正拱手与壮士们告别，他神情刚毅果决，显示出不屈的豪迈气魄。据说徐悲鸿在创作此画时，先是在平日生活中，随时搜集着巍峨伟壮的人做“模特”，用素描勾勒下他们的轮廓，积数年之功，最后结合这些素材，完成这一巨幅画作。此外，《田横五百士》还有着更深层的创作动机，徐悲鸿从欧洲归国后，看到了当时国内的衰蔽，他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痛感当时知识界有的人迎合反动派，丧失了爱国者应有的气节。在这幅作品中，徐悲鸿突出表现了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
　　《徯我后》和《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将写实主义油画与中国传统题材相结合的尝试，是对油画民族化的早期实践与探索，它们反映了徐悲鸿油画作品的现实主义色彩。比如《田横五百士》通过对田横形象的艺术刻画，传递出强烈的力量感，这对激发身处民族危难之际国人的历史责任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两幅作品在南京参加中央美术会画展时，便被称为是我国“美术复兴的第一声”。此后，徐悲鸿于1933年赴欧洲举办美术展览会，展览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举办，获得巨大成功。其间，他还曾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举办个人画展，当时参观者络绎不绝，新闻、美术各界时有佳评。
　　在南京期间，徐悲鸿除了艺术创作和交流，还非常关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曾有一些部门申请用明城墙城砖建造办公用房，当得知国民政府同意拆除部分明城墙时，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徐悲鸿马上表示反对，并公开发表《对南京拆城的感想》一文，将明城墙视为“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极力陈述其艺术和历史的双重价值，他的呼吁得到各方的响应，1929年国民政府下令停止拆城。此外，徐悲鸿还曾数次公开批评国民政府不重视美术，呼吁建设国立美术馆。在当时建设材料和经费困难的背景下，徐悲鸿仍主张保存历史文化遗迹和发展艺术，与其对文化和艺术的认知密切相关。1935年1月，他曾致力于联合艺术界同仁组织美术会，认为复兴中国文化工作与复兴民族应有同等重要之意义。
　　进入二楼，便能看到故居房梁这样的大结构基本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房梁下方则被进行了加固处理，二楼东侧被布置为画室，三面环窗，阳光充足。西侧则是展览的延续，介绍徐悲鸿离开南京之后的艺术生平。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大学决定迁往重庆，徐悲鸿安排家属随校内迁。1939年，徐悲鸿应泰戈尔邀请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并举办个人画展。1942年，他在重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担任院长。抗战胜利后，他并没有返回南京，而是于1946年赴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1月，徐悲鸿出席傅作义召集的北平（今北京）各大院校教授座谈会，当时正值北平和平谈判最为关键的时候，傅作义向参会的文化界人士提出了北平何去何从的问题，徐悲鸿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道：“北平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古都，不战则可以保存这个名城。”其他教授都表示赞成保护北平的文物，反对开战。这次座谈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傅作义下决心签署北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北平和平解放后，徐悲鸿被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不久又出任国立美术学院（后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参观完展览，我真实地感受到这宽阔的房屋和庭园带给人的宁静与安逸，而徐悲鸿为什么要给它取名为“危巢”呢？想到它建成的年代，正值国家民族风雨交加之际，徐悲鸿如此取名，有着深层的意蕴，正如他所言，“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此刻，我联想到徐悲鸿的画室中曾长期悬挂着一副对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深深感到这位坚持“偏见”和“孤行”的艺术家从没有离开过对现实的关怀。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