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浮梁古县衙

早年读白居易的《琵琶行》，知道了江西浮梁县，当时感觉史上这个地方买卖集散，重商逐利，不然怎么讲“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呢。但不久前因纪检监察工作的需要，使我有机会亲至白居易笔下这座名城古县衙，实地观后又令我感到上述想法失之偏颇。
　　那一天因案情谈到廉洁文化建设，同事说浮梁县有座古县衙，就在近旁，现已辟为廉政教育基地，看一看它，也许对开展这方面工作会有所启迪。
　　顺着指引，只一会儿工夫，大家便来到一处古建旁边。这是个大院落，门口有石阶，两边各蹲一只石狮，张嘴瞪目，浑实厚重，看上去有些风蚀，却依然威风凛凛。门前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标识，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浮梁古县衙了。
　　步入院内，场面挺阔，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上，依次是照壁、头门、仪门、衙院以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房。因瓷器茶业兴盛利厚，唐天宝元年，该县衙提为五品建制，后为历代沿袭，成为中国古代少有的高官阶县衙。衙内的一块乾隆三十三年“奉旨碑”，上面即刻着“特调浮梁正堂加五级”的字样。带着来时的期许，我们时而驻足，时而细观，试图从每处古迹中了解到我国古代郡县治理情况。渐渐地，众人的目光聚焦在一方匾额上，它上面工整写着浮梁建县以来历任知县的姓名，从上到下，长长一大串，目不暇接。据讲，浮梁县衙从唐至民国，长达1000多年，共有340余名知县在此理政，他们各有任期，作为不一，但一个共同之处是，任上竟无一人被指严重贪腐和职务犯罪，这在中国古代郡县史上是比较罕见的。看到这里，我不禁在心里琢磨，300多人，1000多年，可不是小数。倘若如此，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这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来不及详细了解匾额中每位知县的所作所为，但我从中注意到一个人，他叫许彭年，生活在北宋时期，是浮梁所有知县中最为清廉的一位。浮梁产茶，也为瓷都，但他离任时，竟不携带任何浮梁的物品，包括一斤茶叶或一件瓷器，被当地百姓誉为“自来做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许彭年的廉洁令人感叹，我不禁想到，这些东西在浮梁再平常不过，可许彭年偏不拿，他离任时硬是不携带任何浮梁的物品，甚至自掏腰包也不行，他把拒私的关口前移了很远。作为一县之首，许彭年的严格自律可谓带了个好头，如若不然，后任者都认为瓷器茶叶系浮梁常见物件，这个知县带走一件，那个知县带走一件，你带我也带，大家都带，接着就是不带白不带，甚至不花钱白拿，如此发展下去，千年廉洁浮梁必将名节不保。念兹，彭年老知县，真是功莫大焉。
　　我们的注意力还被衙内的对联所吸引，记得刚进院，就见头门上写：“治浮梁，一柱擎天头势重；爱邑民，十年踏地脚跟牢”，头门背后还题有：“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头过；门庭豁开，江山常在掌中看”。走到二堂则见：“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我忍不住用手机把它们拍了下来，以待后品。到了三堂，一副更为有名的题联映入眼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中国古代官员很多出身寒门，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科举入仕。此题联意为：做官的要多造福一方百姓，不要欺压老百姓，因为自己是吃百姓饭、穿百姓衣长大的，归根结底自己也还是个平头百姓，不要忘本。但是也别轻视官职小，虽然大多数知县是七品职级，但是它也承担着管理十里八乡人口的职责，责任重大，所以要当好这个官。当然，为了百姓也可能因得罪权贵而失掉官位，但那样也值得，应宠辱不惊。这个题联讲得多好啊，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若是从政的人来此参观，默读此联一定会有所启示。这副名联，在河南内乡古县衙也有题存。清朝高以永曾任内乡知县，多人认为此联为高以永任内乡知县时所写，但浮梁同事认为，曾有人考证，高以永离开内乡后才写了此联，应为共有，况高以永后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还因劳于政务卒于官邸，于江西结缘深厚。我想，此联的可贵之处在于深刻揭示了为官之道，至于写于何处并不重要。
　　不觉中我们来到县衙东侧，一座门顶端悬有浮梁察院匾额的古建呈现在眼前，与县衙门口一样，它大门两侧也各蹲一只石狮。由于时间短促，我们没有进去，只是站在大门前往里望了一眼，看见正对着大门也有座古建，上悬“育正堂”三个大字。据介绍，浮梁察院始建于明代，全称“九江道署浮梁察院”，冠以“九江道署”，是因为浮梁察院归九江道署管辖，它是九江道署派驻到浮梁的察院，负有巡视巡察的职责，亦即它有一定的独立行权功能，不受地方牵制。听到这里，我脑海中又出现一个问题。浮梁县衙运行千余年不出恶贪，为什么后来又派驻察院？我想，其缘由大抵是明代比较强化官吏整饬，为了避免天长日久官吏懈怠，加强了外力督察力度。一方面察院在巡察中发现官吏有问题，便在育正堂进行训诫，另一方面即便没有问题也有必要在育正堂向官员提个醒。像浮梁县这样一直有廉洁之名的县，也不能例外，因设此专司加以督促。在历史上，这个察院也是发挥了作用的。
　　出县衙院落，将别。回到大门前，向稍远处望去，一座红塔高高耸立，与四周低矮古建浑然一体，俊雄古朴。据讲，红塔建于北宋初年，宋代浮梁高僧佛印和尚，曾多次在此讲经说法。佛印是个名人，他和苏东坡交往甚多。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他与苏东坡泛舟悠闲，苏东坡见岸上小狗叼着一根骨头，便指着那狗让佛印看，意为“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见罢，笑着把写有诗句的折扇扔进水里，意指“水流东坡诗（尸）”。多么灵机诙谐呀，而这样的智者们竟出自和流连于浮梁，这确是我来浮梁之前所不甚清楚的。再忆白居易《琵琶行》里的诗句，我不禁感到，古时浮梁不仅有兴盛的商业气息，也有处世达观的人文情怀，更有令人称颂、值得传承的廉洁之风，它们在此地实现了饶有兴味的交融。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