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

湖南第一师范创建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后来师范馆与并存的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14年改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年春季，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第二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到1918年暑期毕业，毛泽东在一师度过了五年半的青春时光。

湖南一师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回忆：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伦理学原理》，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

早年毛泽东研究的前辈李锐先生在1950年曾经见到毛泽东当年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他打开书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发现全书的天头地脚及行距间都用工整的行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语。有的批语字迹太小，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这本书全书不过十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下的批语竟有一点二万余字。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以其特有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神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思想上已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从这些批注中还能看到他独特的读书方法，他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赞同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

“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野史、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将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中国社会这时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风云动荡。1911年，毛泽东从东山小学来到长沙，见到一张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从此，毛泽东就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师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去的地方，但这里的报刊满足不了他的需要。除了从老师和同学处借阅外，他还经常从自己紧张的生活费里挤钱买报纸。毛泽东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刊，在沉闷而躁动的中国很快就聚集起大批先进的青年。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外，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陈独秀、吴虞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李大钊的《青春》《今》等启蒙作品，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醉心阅读的。他们经常把这些文章中精辟的地方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平时交谈也常是研究这些文章中的问题和观点。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达出与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日记中评论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他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毛泽东在刻苦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写了一篇七千余字的《体育之研究》，经杨昌济向陈独秀推荐，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

在刻苦读书、锻炼身体的同时，毛泽东还有一个虚心向人请教的习惯。除了经常跟身边的老师、同学请教外，凡属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者有时从外面来了有名的学者，毛泽东常趁星期天去访问，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

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

毛泽东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为了深入农村、了解社会，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几次采用“游学”的方式在湖南农村徒步调查。所谓游学，本是旧俗中一些识文断字的人靠走家串户给人写字做对联、糊口谋生的一种方式。说得好听叫游学，其实就是文化乞丐。但是，这一旧俗却让毛泽东借用来进行社会调查，开阔胸襟、了解民情。

由于毛泽东德才出众，深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自1915年起至1918年毕业止，他每个学期都担任了学友会的重要工作。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下学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实际上负总责的“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期间，除组织同学参加爱国反帝宣传活动及各种学术和体育活动外，还满腔热忱地举办了工人夜学。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与城市工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推动了当时湖南的平民教育活动。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1917年6月全校的“人物互选”活动，最能说明毛泽东深受同学们的推崇。全校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在当选的三十四人中，只有毛泽东得票最多、最全面。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深谙程朱理学、承继湖湘文化的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的办事精神和治学文章都极为推崇。受他的影响，毛泽东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他在笔记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认为曾国藩是个既能“传教”又能“办事”的人物，很赞成他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他在致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把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这几个近代风云人物作了一下比较后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期间，正值杨昌济病重。此时，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中，他的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深感欣慰的杨昌济不顾病重，特意写信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老友章士钊，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活到五十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他的志向和精神的余脉，通过一大批湘中才俊共同创建的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团体——新民学会得以发扬光大、永垂不朽。新民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他的学生，这个团体的组织者——毛泽东和蔡和森正是杨昌济最引以自豪的弟子。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