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者

编者按：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89年前，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一次偶然邂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为了心中那份召唤，他放弃了繁华优越的巴黎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更将此后60年的荣辱沉浮和恩爱情怨都留在了大漠深处的敦煌石窟中。

 

 

塞纳河边的“邂逅”

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结缘，源于1935年。有一天，他从卢浮宫出来，在塞纳河边散步闲逛旧书摊，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拍摄的作品。通过这本小册子，他第一次被来自祖国的艺术深深震撼，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摊主告诉他，还有许多彩色的敦煌绢画资料，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

第二天，父亲一早就赶到吉美博物馆。那里展览着伯希和1907年左右从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大幅绢画。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们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祖先的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佛拉蒙学派的大师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森1000年。父亲第一次意识到，西洋文艺发展的早期历史与敦煌石窟艺术相比，无论在时代上或在艺术表现技术上，敦煌艺术更能体现先进水平。后来他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在这场“邂逅”之前，父亲是西方艺术彻头彻尾的崇拜者。他出生于1904年，祖姓伊尔根觉罗，曾祖父是从东北热河派到杭州驻防的小军官，后在杭州安家落户。父亲的三叔经常画一些中国风味的彩色贺年卡，由此启发了他对绘画最初的兴趣。

1918年冬，父亲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6月，在好友沈西苓父亲沈兹九的资助下，乘坐“达达尼”号邮轮，抵达他昼思夜想的艺术天堂——法国巴黎。

在巴黎，父亲获得公费留学的名额，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1932年，他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和纺织图案系毕业，油画《G夫人像》获得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此后又以油画《浴后梳妆》《浴女》获得第一名，被保送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师从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著名新现实主义大师劳朗斯。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展，获银质奖；1934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被法国里昂国立美术馆收藏。

敦煌的召唤

那时，父亲已在法国取得桂冠，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完全可以确保全家人在法国过上舒适而优渥的生活。自从目睹东方石窟里的艺术瑰宝，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回中国，去敦煌。1936年，在父亲准备离开巴黎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来电，邀其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因那时西北政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艺专继续教书。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偷运出国。国民舆论沸沸扬扬，由此，敦煌石窟历次遭受劫掠和破坏的话题也被关注。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6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在当地招聘五人。1943年2月，他们六个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称的安西，随后雇了十几头骆驼，走入了真正的荒凉之地，又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守护敦煌

到达敦煌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开启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三四十年过去了，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放牧牛羊，窟内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在里面做饭烧水，在周边随意砍伐树木。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

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好，不能让这些都被毁掉。带着这份信念，父亲坚定地扎根敦煌，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风沙潇潇。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苦战两个春秋，清除近10万立方米的流沙，打造出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开创了敦煌石窟的保护工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等工作都在紧张进行。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他们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着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弯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看懂画中内容，父亲开始研读经文，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他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距离最近的村舍都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离群索居的孤独感和隔绝感却是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牛车送他进城医治，要走6个小时。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后来，年轻人医好了病，辞职回了家。但那种恐惧一直在偷偷滋长着，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会得什么病，大家也许都逃不出葬无所归的命运。

不久，抗战胜利，思乡心切的学生们纷纷回到故乡，研究所只剩下父亲和两名工人。父亲认为，越在这时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离开，此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将彻底付诸东流。1946年，由于经费断绝，父亲返回重庆，一边为经费奔走游说，一边再次招兵买马。他还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一文，向国人展示敦煌艺术，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敦煌的工作给予支持。

悲欢离合

在敦煌，父亲还遭受了个人情感的重创。父亲的前妻陈芝秀原是浙江同乡，出生于诸暨一户富裕人家。当年他赴法留学，陈芝秀也到法国，并在巴黎生下女儿，这便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常沙娜。为了敦煌梦，父亲不顾陈芝秀反对毅然回国。一年后，陈芝秀母女也返回战乱中的祖国。由于无法适应敦煌的生活，陈芝秀选择了离开。

1946年，父亲在重庆为敦煌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员，我的母亲李承仙就是通过面试，与父亲和敦煌结下了终生情缘。追溯起来，母亲对敦煌的情结缘于张大千。她从张大千那里听说“敦煌”和“常书鸿”，心里早已有了向往。当年22岁的母亲刚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毕业，便报名去敦煌。1947年10月，父亲常书鸿与母亲李承仙在兰州结婚后共赴敦煌。

我的父亲与母亲是典型的工作夫妻，我后来看了他们的通信，关于私人感情的内容特别少，大段都是谈工作。我在敦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早晨往往被父母亲在家里讨论工作的讲话声“叫醒”，他们自称是一对“敦煌痴人”。母亲后来常说，她是父亲的学生、秘书、下级、保姆和护士。母亲到敦煌不久，父亲就安排她临摹61窟最大的五台山图。我记得幼时去石窟找妈妈，她在天顶露出头来。母亲临摹了300多平方米的壁画，成为当时研究所临摹壁画最多的画家。

敦煌使父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留下来的大量文献，是相互成就的艺术成果，也是相爱相知的爱情结晶。

 

 

夜夜敦煌入梦来

1948年，为筹备敦煌艺术品展览，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都寄到南京。194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父亲毫不犹豫地把画分别藏在上海、杭州亲戚家，自己立即返回敦煌。因为此前，在重庆办展期间，郭沫若、董必武都到场支持，他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满怀希望。更重要的是，父亲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母亲称父亲是“杭铁头”，个性倔强，认准的事一定要做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立即将那些珍贵的临摹品运回研究所。1951年在北京故宫举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敦煌艺术展，受到周总理的赞扬并获颁中央政务院奖状，这是由郭沫若手写文字、潘洁兹手绘花边的珍贵罕见的国家奖状。

1982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父亲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始终没能如愿。离开了敦煌，就等于拔掉了他的生命之根，内心十分苦闷，每次与人通信，他都自称“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当当作响，就感觉又回到了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下这样一句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1994年，我正在日本东京举办画展，接到父亲病重住院的消息，立即赶回北京。90岁的父亲躺在病榻上，我俯身说道：“爸爸，嘉煌去敦煌！”因为气管被切开，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他盯着我，眼泪顺着眼角缓缓流下……

父亲去世的一瞬间，在场的人都哭了。我脑中突然闪现莫高窟第158窟壁画上的情景：释迦牟尼长睡不起，围在他身边的弟子和国王们一个个悲痛欲绝。而一侧的菩萨们却非常安详，因为他们知道，释迦牟尼正在走向西方净土，这不是一个痛苦的离别。我觉得，在走向天国的父亲面前，我不应该痛苦，因为我分明感到自己已经接过了父亲传递的接力棒，开始了新征程。

父亲去世后第二天，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领导人来到家中悼念，母亲突然对我说：“嘉煌，我们去敦煌！”时任国家文物局研究员的母亲选择了一条重返敦煌的艰难之路：在敦煌开凿新石窟。以这种方式传承敦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她对父亲和敦煌的殉情。

父亲去世后，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二年，母亲和家人遵照父亲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他亲手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后来被移到正对莫高窟大佛殿的公墓区。墓碑前刻着赵朴初送他的五个字——“敦煌守护神”。

父亲去世9年后，我对弥留之际的母亲说：“嘉煌不会离开敦煌！”回首这些年，敦煌的接力棒是那么沉重，传承之路是那么漫长。

（本刊记者何娟整理）
 

（《人民周刊》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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