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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旧《火星报》时期形成的党报思想，立起骨架的是它的两个要点。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办报方针是党报的灵魂，但正确的方针并非某个人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要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思潮进行交锋，辨明党发展的方向，因而还需要开创党内思想自由交流和有序辩论的良好传统。
列宁党报思想的三个维度在其一生党报活动中的延展
就具体的党报工作而言，落脚点在于动员全党参与党报的工作，只靠列宁等6个编委和几位编辑部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持续将报纸办下去的。两个要点相互依存，一个落脚点保障党报方针的落实，从而构成列宁党报思想的三维立体框架空间，这个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时期不同任务或职责的党的报刊工作中，不断加入越来越多的具体内容，从而使列宁的党报思想得以丰富起来。
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1903年7—8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党纲和列宁起草的党章虽然获得通过，但在对党纲和党章的理解上、在党的策略问题上发生新的分歧，党内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孟什维克控制的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没有执行二大通过的党纲、党章和策略决议，因而新情况下党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表现为抵制“小组习气”，坚持“出版物的党性”。列宁1905年发表的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详尽论证了“出版物的党性”。
1912年，列宁创办《真理报》，由于他遭到通缉不能回到国内，而在彼得堡的《真理报》编辑部没有很好地执行与孟什维克取消派（指主张取消地下斗争和地下组织的党内一派人）斗争的策略，同时缺乏合法斗争的经验，于是列宁起草了《关于〈真理报〉编辑部的改组和工作》的决议，1913年1月经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第一条写道：“编辑部贯彻党的精神不够坚定。坚决要求编辑部更严格地遵守和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合法办报的方针必须遵循。中央委员会要采取措施改组编辑部。”为保障报纸不漏登中央重要文件（文章），列宁设置“三个K字的署名”，要求这样的文章必须刊登。决议秘密下发后，《真理报》编辑部内的调和派仍然拒绝刊登三K署名文章。1913年2月4日，党中央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局的名义任命中央委员维·米·斯维尔德洛夫为《真理报》主编，拥有对所有文章加以否决和审查的权力。此后《真理报》几乎每天发表列宁的文章，开始积极同取消派论战。显然，在涉及党报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列宁是毫不含糊的。
上面这个事例，采用党内正常的组织程序解决。紧急情况下来不及走程序，列宁则自己直接出面，以保障党报的正确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3—4月间，斯大林、列·波·加米涅夫实际主持《真理报》工作。编辑部经常删除列宁来稿中批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行文，甚至拒绝刊登列宁的有关文章。列宁于4月回到彼得堡，立即接手主持《真理报》，纠正了党报错误的政治偏向。
关于党内自由的思想交流。党的二大后，旧《火星报》的编委之间在观点方面发生分裂。党最早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先是保持中立，随后倒向孟什维克。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行动一致，列宁坚持并发展了旧《火星报》党内公开交流思想的传统，他说：“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迫使我们考虑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在我们党内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1917年之前，党的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均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党章的这样一条规定：“任何已被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的组织，都有权用自己的名义出版党的书刊。如有五个合格的委员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即必须运送任何组织的书刊。所有定期的党的刊物都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刊载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声明。”这个条文的目的是保障少数意见在党内的流通，体现出他对党内生活的辩证法掌握得很谙练。任何意见的流通总要有个基数的限制，所提出“五个委员会”，相当于当时俄国党地方委员会的六分之一。条文的后一句，是对党报基本的党性要求，即党报有义务刊登党中央的文献。
1906年，根据党内的新情况，列宁进一步提出了“行动一致，批评自由”的党内思想交流原则，并就此进行过多次论证。1909年，列宁请布尔什维克内部“左”倾派别召回派（主张召回在国家杜马内的党的代表）在党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上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登载了所有的来稿，转载了国内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文章。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拒绝过任何一篇讨论文章，今后也将这样做。……我们请所有的同志，不管是召回派或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都到《无产者报》上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让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去掩饰自己的意见分歧，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吧！”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争论的氛围中，大多数召回派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1910年2月，列宁谈到1908年底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的一些决议时，再次论证了“行动一致，批评自由”。他指出：“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进行修改。毫无疑问，今后党内的一切派别，正确些说，党内的一切流派，都应当把进行这种批评、应用和改善的工作，看作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和阐明自己的路线的事情。但是批评和纠正党的路线的工作，不应当妨碍党采取一致的行动；党的行动一分钟也不能中断，不能动摇，它必须在一切方面都符合上述决议的基本论点。”他认为，能够在党报上公开讨论党的事务，是无产阶级党有别于资产阶级党的一条标志：“在俄国所有的阶级中，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这样直率地、明确地、尽可能公开地讨论自己的策略，即自己运动的方向和方法，就是有教养的和有钱的资产阶级也办不到。只有那些愚蠢的或害怕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人，才会觉得工人报刊上经常开展有关策略问题的公开的热烈争论是不适当的或多余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热烈的争论帮助了全体工人养成全面考虑工人自己的政策的习惯，为运动制定出坚定明确的阶级路线。”
翻阅《列宁全集》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部分，会读到很多列宁与其他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论战，论战各方的文章均发表在党和苏维埃的主要报纸上，均指名道姓，有时口吻激烈。思想争论归争论，他们之间在工作上总的说是合作得较好的。这就是列宁倡导的党的“行动一致，批评自由”原则产生的活跃党的生活的效果。
关于全党参与党报工作。旧《火星报》时期列宁开创了全党参与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当时他来不及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缺点。1905年1月4日，他就创办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给党内的通告里，“根据旧《火星报》三年的经验”，概括了《火星报》的群众路线的特点和《前进报》进一步改进的方向：“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有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旧《火星报》的缺点之一（我一直努力使旧《火星报》消除这个缺点……），就是国内为这个报纸做的工作太少。我们往往把国内寄来的全部稿件几乎毫无例外地刊登出来。真正生动活泼的机关报应当只刊登来稿的十分之一，而把其余的稿件用作为著作家提供消息和意见的材料。……我们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没有比这种垄断更有害的了。……比较‘局外的人’（同委员会距离远的人）的信特别有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比较敏锐地感觉到有经验的老工作人员习以为常因而不加注意的许多东西。”
列宁主办《真理报》时期，除了报纸通讯员，他还一再强调：“我们应该为争取达到10万读者而奋斗。……现在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失去争取读者的阵地。”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1月26日，他致信俄共中央主办的《贫苦农民报》主编维·阿·卡尔宾斯基：“可否给我写封短信（最多两三页）谈一谈：《贫苦农民报》接到多少封农民来信？在这些来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鲜的东西？情绪如何？迫切问题是什么？能否每两个月给我写一封这样的信？”在列宁的指导下，分析读者来信、开展读者调查，成为报纸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卡尔宾斯基在回忆录里写道：“‘要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人的文件！这些意见我在任何一个报告中都是听不到的。’当我，作为《贫苦农民报》的编辑，拿着农民来信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他每次都用很长的时间仔细听着农村的情况及其关心的问题。有的信他还拿在手上读一遍。”
旧《火星报》以后列宁的一系列党报活动中，党报联系全党和读者的方式方法逐步多样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1912—1914年《真理报》与读者关系的统计分析，列宁就发表了6篇文章，最长的文章近1万字（中译文）、表格5个。列宁是党报分析读者来信、开展读者调查的开创者。
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的认识，直接来源于列宁的理论启示，但毛泽东创造性地根据中国革命的环境，构建了以党性与人民性（群众性）相统一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体系，其丰富的内涵正在由中国学界挖掘和探讨。两国当时的国情有较大的不同，但分别在列宁和毛泽东的引领下，都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基本经验是相同的，也有较多的各自特色。研究列宁党报思想基本构架的形成和延展，对于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陈力丹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红玲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人民周刊》2024年第4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