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书法家”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自古以来，济南这座老城就因温润宜居的自然环境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而深受文人志士的青睐。多少文人墨客都曾出生或客居泉城，留下诗篇万千，成为济南璀璨文化的醒目标签。济南的名人多故居也多，其中，舒同故居就坐落在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对面的南新街51号。
　　在初春的一个清晨，我瞻仰了这座远离城市喧嚣的小楼。穿过一条曲径通幽的深街长巷，走进一处清新雅致的庭院，我见到了这栋建于20世纪初期的二层小楼。小楼面积不大，朴素无华，岁月斑斓的白墙刻满了年迈的裂痕，雕花各异的门窗不再鲜亮，但依稀可见别具一格的纹样。旁边一棵几经狂风骤雨，宁折不弯的参天古树愈加烘托出小楼沧桑古朴的历史韵味。走近斑驳的白墙，褪色的门扉，生锈的铁窗，时光的痕迹仿佛映照出当年舒同展纸挥毫、笔走蛟龙、雄健洒脱的身影。
　　舒同，原名文藻，字号宜禄，1905年生于江西东乡一个贫苦家庭。1921年舒同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并与李井泉等同学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东乡第一批共产党员，他领导革命运动，建立东乡革命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家破人亡，亡命天涯，但坚定的信念与崇高的气节始终支撑着他，哪怕卖字为生也要找到党组织。终于1930年秋在抚州崇仁重回队伍，从此开启了戎马倥偬，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
　　革命年代，舒同一手持枪，一手握笔，驰骋疆场，为革命成功不懈奋斗。从五次反围剿到两万五千里长征，舒同以笔为枪，书写革命口号，宣传红军政策，发表《向北进攻——胜利的开始》等文章，极大鼓舞了红军战胜困难的大无畏勇气。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9月17日《抗敌日报》刊登了由舒同起草回复日军指挥官的《致东根清一郎书》，指出“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抒发了民族解放的浩然正气，成为当时著名的讨日檄文。
　　沐浴着春天的和煦暖阳，面前的小楼静静地矗立着，犹如一位古老的智者见证了历史的更迭。舒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书法的一生。书法为革命服务，革命为书法磨砺。铁马金戈的时代，风雨飘摇的沉浮造就了舒同雄风傲骨的性格与磅礴深厚的书风。舒同是中国书法事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他自幼聪颖好学，5岁读书练字，10岁临摹颜体，14岁被誉为“东乡才子”。参加红军后，战事之余，潜心书艺，寄情翰墨。毛泽东称他是“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长征路上，尽管天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舒同的文房四宝却从不离身。一次在陕北的行军途中，他骑在马上，因为没有纸笔，便不停地在裤腿上划拉。被毛泽东看到，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马背书法家”的美名就传开了。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中央拟请当地一位叫萧之葆的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遭到了拒绝。毛泽东得知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宣传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老夫子读信后连声赞叹“字美文雅”，感觉这封信不仅字写得丹青妙笔，而且文笔极佳，称赞共产党内有人才，随即出山参政。
　　斯人已远去，书法千古留。难以想象眼前这栋看似不起眼的小楼竟然蕴藏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曾几何时，舒同在这里留下了飘洒圆秀、沉雄峭拔的书法墨宝。在8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不管是在炮火连天的硝烟战场，还是在命途多舛的峥嵘岁月，舒同始终没有中断对书法艺术的研学。他系统研习古代碑帖，师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名家，但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博采众家之精粹，大胆尝试，自成一家，创立了著名的“舒体”，以其特有风格，独步当代书坛，深受毛泽东欣赏。1937年1月，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迁至延安，毛泽东推荐他书写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名和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8年11月，日寇飞机将延安的农贸市场夷为平地，毛泽东推荐他为“延安新市场”题名。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创立了很多报刊，刊头很多都是毛泽东写的，只是华东地区的人请毛泽东题写时，他就说，你们华东有舒同，那已经足够了。所以当时的报刊刊头，除了毛泽东题词外，就属舒同写得多。舒同在山东任职期间，毛泽东曾一年几次来到济南，每次都少不了与舒同谈论书法诗词。有一天晚上与舒同长谈书法直至深夜，舒同汇报他练写草书“蛇”字时说：我在少年时代，多次冒险进山，仔细观察蛇的行（走）、游（戏）、卧（眠）、攀（登）各种姿态，终于领悟到书写‘蛇’字的秘诀。毛泽东说：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这点你做到了。你这种认真琢磨的独创精神，应当继续发扬。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