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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园林成就璀璨，在山川大地营造的园林曾经生机勃勃，却很快消逝于历史的风烟中。幸运的是，古代文人用文字记写了很多那时的园林。
园虽逝去，但文章留存。明代园记中那些独特优美的园境和富有魅力的设计，深深触动我心，因此，我将一大批明代优秀园境的场景样貌通过手绘和叙述“再现”出来，得以在古时的山野中挖掘、采撷，捧出各种奇花异果。
有两篇记载同一个园林的明代园记，未入选我的明代园境案例研究，但内容颇可玩味，从中可读到建园的先后情景，也可探知各种人物的行为和思考，体会建设受到文人趣味和官僚趣味影响的具体情况，园的故事或明或暗串于文中。这样的信息不多见。
寻之觅之，佳处出之
园在江西省钟陵县，是现今的进贤县。它是古代县城的一处公共景观，由县令主导建设。
两篇关于此园的园记，前一篇《玉版居记》，记于1602年，作者黄汝亨是当时的县令、万历年间的进士；后一篇《花捧阁记》，记于1632年，作者朱徽后来是崇祯年间的进士。
黄汝亨是浙江人，他营造了园林、写了园记，记录自己的所思所为。朱徽是钟陵本地文人，园记记录了另一位县令王县令营造园林的作为。
两篇园记中的相关人物分为三组：一是县令组，先后有两位，黄汝亨和另一位没有留文的王县令都参与建设；二是寺僧组，有创寺僧和守寺僧；三是民众组，有绅士文人、樵夫牧童等。
黄汝亨在园记中说，此间民风节俭，观察县域各处，山川城郭景象看起来比较萧瑟，缺乏美景供人欣赏。但是，城南有一寺庙叫福胜寺，离城只一里远，那里小路僻静，远离喧嚣，苔藓覆盖的石板与苍翠的林树相映。寺庙殿堂还算轩敞干净。听说之前的县令曾经与乡绅学子五六人在此谈文说艺。殿堂之后方丈之地，有修竹几百株，古树十几株，大树竟有七八个树种，丰茂而各具姿态，树下长着细草。林木恣意舒展如野山之林，修竹生长茂盛而绿意葱蒨。夏季酷热难当之时，这里足以忘暑，待清风明月时更觉秋意入怀。黄县令闲暇时独自来此，感觉此处不无小胜，仿佛家乡会稽山鉴湖的美景就在眼前。
不知多久之前，创寺僧选择到此地建寺。地处荒僻却与城距离不远。近城的优势产生后续效果，吸引了两任县令的注意。
创寺僧乘其荒僻，拿下较大地块，留出完整土地以备长远使用。备用地所建矮墙不到一尺高，仅能标示地权，应是为了节省资金。后院地大而没有建设，这成为一个机会，后来才有黄县令选此地建园林。创寺僧留下备用地的谋划，也产生了后续效果。
思之寄之，无为治之
黄汝亨建小屋于竹林间。屋的四面墙都开满花格窗。窗之外是长廊，廊道极窄，却有朱漆栏杆，可以踱步，也可倚靠。那些古树在后面一区，树高而茂密，树冠交叠覆盖简直像屋盖。人安坐树下，真有点像远古传说中避世不出的深山隐士。
小屋匾额为“玉版居”。典出宋代苏东坡与刘器之访玉版和尚：和尚烧笋而食，刘器之觉得笋味佳美，问是何名，东坡说，这就是玉版啊，和尚高明，以此传达禅味。三人皆笑。玉版是竹笋的别名，笋为竹林所育。想那位宋僧自号“玉版”，应是非常爱竹，敬竹之素雅、节之高尚；想来玉版和尚所在的那座寺庙也应有竹林美景，竹寺清幽、寺僧高雅，因此能吸引高客韵士到访。
黄县令做了三件事：建屋、题额、记文。他建的屋很小，优势有二：一与当地民风节俭相称，显得收敛；二明确了园境的主次关系——新建者为客，原竹林为主，园境协调融合而不生硬。
小屋装饰精细。四面都有花格窗，从各个角度看，屋身都很通透，显得空灵，长廊也轻巧通透，为竹林的清幽增加了精雅的意味。以古代文人竹寺和高僧的轶事为小屋取名，与此情此景贴切。县令借此典故，期望提升园境的品位以及寺庙的禅意。县令写下记文，将他的所思所为传至官民、传至后世。
当时福胜寺只有僧人一二名，县令每次看见僧人，他们多为醉酒状态。虽然同样有寺、有僧、有竹，但此地僧人浑浑噩噩，不知道高雅清幽为何物，恐不可托付。担忧之余，县令立碑刻下“玉版居约”，在此处“戒杀生，戒演戏娱乐，戒大吃大喝，戒毁坏建筑、砍伐竹树”，违者官究。
这一举措也有深意。守寺僧已有品行败落之象。县令立戒约，防止风气庸俗化，寄希望于众人共同呵护这里的清幽雅境。
添之治之，众人游之
据朱徽在《花捧阁记》中所记，黄县令离开以后20多年，园林仍是茂林修竹。每次进入那里，翠绿的树冠高高在上，洒下的浓荫覆盖地面，葱茏之景与清远的气韵袭人衣襟。只要稍稍坐憩，顿时燥念消除，耳根干净。耳边清风飒飒，竹节轻摇声脆如玉击，寺庙钟铎间响，不像在人世间。修竹婀娜舒拂，古树苍郁盘错，晴云夜月，风来雨往，黄昏拂晓，美景层出不穷，增诗人之幽思，助雅士之逸韵。
与此园林相关的事以及带来的影响颇多：其一，县令。黄县令从建园到离开之前，常独自前去此园，或小饮或作诗。他离开以后，后任县令们对此园没有建设。其二，民众。人们争相效仿黄县令，也常去福胜寺后园享受园林清幽。产生的效果是，福胜寺之名从此彰显传扬。民众越来越多地去享受园林，他们皆遵守公约，保持了园的清幽。樵夫牧童可随意跨越矮墙穿行后园，并没有造成太大干扰。其三，寺僧。寺庙出名，香火兴旺，守寺僧于是不断地建设、装饰寺庙殿宇。产生的效果是20多年后的福胜寺宏丽轩敞，殿宇巍然，成为县内最有影响力的寺庙。守寺僧遵守了行为公约，继续维护后园环境以保持其清幽意蕴。
黄县令功不可没：发现好地，建成好园，常去享受，写文宣传。由此产生的效果是，当地不少人也跟着去这一园林。由此再带动寺庙的繁荣。人多和寺旺，这两个结果互惠，良性维系多年。而他写文宣教于百姓，也使民众理解了他的思想。
无为而治的公约得到遵守，稀缺的美景得到珍重，寺庙的状态显著提升，寺僧认真办寺而得到激励。在这个山川城郭萧瑟的县城，一处美好的公共园林景观难能可贵，它虽然很小，却对教化地方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而教化提升后，景观也得以存活。
朱徽还记录：安徽人王公来做县令，他治理有方，连逢丰年。他闲暇时去走访黄公的旧迹，于是整饬环境，在黄公的小亭之后新建一座楼阁，建起新的围墙，命名为“花捧阁”。阁楼一层，两边分出两室。进入一层，青绿光色蒙蒙，似在深谷寒岩之间。登上阁楼二层，凭栏望去，如同立于山顶之上，竹梢都在窗下，远望天空飞云，远处田野，俯瞰竹林小亭，畅快异常。后园之胜又添了一座楼阁。
两任县令所为的比较：黄县令建造的小屋体量小而精致空灵，体现了清幽雅静的文人艺术特征；王县令造园的建筑规模较大，加上新建围墙，占地又多，体量又大，所增加的不是林下之幽，而是林上远观之畅爽，园林被加进了一些“游乐”气氛，原有的“清幽高雅”的意味减弱，新的建设有不同的吸引力。王县令的审美有众人游乐的特点。
王县令认为需要有专人来长期守园。于是他选来一位僧人，让僧人居住于此专门守护。为此他又买了20亩田地、50亩山林交付给僧人，作为长久守护的经费来源。两位县令的管理设置各具特点。一位是无为而治，立戒约、拉负面清单，并且辅之以正面教化，督促人们自觉维护园林，使清幽的意境得以延续；一位是制度化管理，定岗、定人、定财务，投入到位。由于清幽意境已被破除而游乐意味明显，此园的后续走势有可能转化为吃喝、唱戏的方向。
不论如何，从园林艺术的角度看，真正优美的公共园林环境符合民众的内心需求，也发挥着化育风俗民心的作用。而古代官员、文人对这个问题的很多感受、思考与实践存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
今天，怎样的园林和公共景观真正受到民众内心的向往，对民风具有引领提升作用，值得我们不断创新探索。因为这是中华文明一直伴随在人们身边的、穿过历史而永续不断的景观艺术生长。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