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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党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经常提及的概念，他在这方面的诸多具体论述，已经有很多文章加以介绍，但列宁党报思想的核心内容应该归结为哪些，却很少有中观以上的概括和论证。本文以原报版面为依据，重点梳理第一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旧《火星报》（Искра）（1900—1903）所开创的具有俄国特色的党报理论和实践。从中可以发现由列宁开创的党报思想的三个维度，即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两个要点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内思想的自由交流。一个落脚点是：始终坚持依靠全党办好党的报刊。他后来主编的一系列党的中央级报纸和杂志多达40多家，尽管具体的环境和任务不同，都丰富并发展了旧《火星报》时期形成的党报思想的这三个维度。列宁的党报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曾有过直接的影响，深化研究列宁的党报思想，对于总结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
列宁党报思想三个维度的提出
研究列宁的党报思想，我们比较偏重与他主编的具体报纸或杂志相联系，得出很多具体的思想或论点，背景一般都是旧《火星报》《真理报》，或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报刊。如果借鉴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在一个较长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列宁的党报思想，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列宁党报思想中的几个核心内容是不变的，仅在方式方法和例证方面有更多的创新。
党报活动始终是列宁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1895年10月，他领导成立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并被任命为“所有出版物的编辑”；12月20日夜里，他在付排该组织的机关报《工人事业报》第1期时被捕。这是列宁最早的报刊活动，尽管没有成功。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参与建党的人员很快被沙皇警察逮捕，党的机关报《工人报》未出版即被捣毁。1899年，列宁在流放地根据俄国的环境，首次论证了党报在俄国的特殊意义：“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处境独特，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而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统一思想，他要求“全党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在中央机关报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至此，列宁党报思想的三个维度已经萌芽。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立即着手出版党的机关报的工作。3月9日，他会见秘密回国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拉·查苏利奇，商谈该社参加报刊的问题。4月间，他与尔·马尔托夫商讨出版计划，写出《〈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在他的住地彼得堡郊区的普斯科夫召开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宣读这份草案，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这是他的党报思想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而不是个人交谈中公开传播。4月下旬，他与亚·尼·波特列索夫商谈出国筹办报刊的出版技术问题，请他把《〈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带给劳动解放社。
在这份关于未来党报的第一个文件里，列宁阐述了他关于党报党刊作用和任务的认识，提出问题和回答十分清晰而明确：“这些机关刊物应当成为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汇编呢，还是应当具有独立的、十分明确的方针？我们准备按第二种设想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期待这个方针明确的机关报，既能够完全适用于（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反映不同的观点，又完全适用于撰稿人之间进行同志式的论战。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这已经反映在《共产党宣言》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中），并且主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不断地发展这些思想，坚决反对伯恩施坦首先提出而且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机会主义的修正。”
也是在这份文件里，列宁总结了他出国前进行的一系列报刊通讯员和发行的组织工作，他说：“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那时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我们要尽量使全体俄国同志把我们的出版物看作自己的机关刊物，在这里，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介绍自己的经验。”这是列宁动员全党参与党报党刊的思路，论述得十分清晰。
列宁强调党内不同观点的讨论，写道：“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极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我们还打算用很多篇幅来展开论战。……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这是因为“经济派”（主张工人只进行经济斗争的一派人）竭力阻止公开讨论党内的分歧，列宁为此曾在一封致“经济派”代表人物的信里写道：“在通信中和讨论会上反正早已对问题展开争论，害怕在报刊上分析探讨，岂不可笑吗？为什么在会议上争论和写信是可以的，而在刊物上澄清争论的问题却是一种‘最恶劣的行径，只能〈？？？〉使仇者快’呢？……如果斗争是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它要比国外和俄国国内的‘古巴廖夫作风’强一百倍，我再说一遍，它将快一百倍地促成牢固的统一。”
1900年8月28日，列宁经与劳动解放社多次讨论《火星报》编辑部声明草案，组成《火星报》和《曙光》的编委会：国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3人，即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劳动解放社3人，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主编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处于思想领导的地位，就如列宁自己所说：“我只不过是一匹‘马’罢了，是马车夫普列汉诺夫手下的几匹马中的一匹马。”其实普列汉诺夫不管具体事务，列宁创造性的工作才华得到充分展露。8月下旬列宁完成《〈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于10月中旬印刷为单页秘密运到国内散发，12月底再度印刷为有正式报头的单页随《火星报》创刊号散发。
这份文件与没有发表的《〈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思想完全一致，前面引用的话，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里全部保留了。仅“独立的、十分明确的方针”这次明确为“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列宁写道：“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大概也没有必要再补充说，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坚决反对爱德·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目前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列宁在这里论述了其党报思想的两个要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党内广泛的思想交流。前者是党报的基点，后者是前提。没有经由全党广泛的思想交流，达成思想统一，也就谈不上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要点构成了列宁党报思想的基本骨架，它们相辅相成。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引用，这里最后是分号，即两个并列意思的前一部分，列宁另一个重要的党报思想“坚持党内广泛的思想交流”的论述是分号后面的部分。我国学界引证列宁上面那段话时，大多数只引证到分号。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1984年1月至2023年11月40年间，这句话共被引用124次。其中78篇期刊论文中73篇文章只引证到分号；42篇学位论文（15篇博士论文和27篇硕士论文）全部只引证到分号；1篇报纸文章只引用了前半句；两本书中1本只引证到分号。多数引证将截止的分号变成了句号。于是，列宁党报思想的两个要点变成了一个，而且根据这半句话的上下文，很容易理解为党报只能发表编辑部认可的观点，才叫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原意相反了。完整引证全句或表述出列宁完整意思的，仅有5篇文章和1本书，断章取义的引证占总数的95%。这样不严肃的引证，极大地妨碍了对列宁党报思想的准确领会。
《火星报》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
列宁主编的《火星报》，每号报纸都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党报思想。但本学科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引用列宁那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上，因为没有人翻阅俄文原报，没人详尽查看列宁生平年表，缺乏实证材料。
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工联主义的“经济派”，而且发展很快；1899年国际上则出现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还有崇尚个人恐怖手段反抗的残余思想，以及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搞“联邦制”的民族主义错误倾向。个别社会民主党人对《火星报》编辑方针教条主义的理解，造成一种简单划分阶级的“左”的错误认识。其中“经济派”直接影响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放弃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目标。列宁认为，《火星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
《火星报》的两位主编旗帜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头版头条发表的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第一句话就表明报纸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批评“经济派”，他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运动中有许多人，对上述问题的解答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说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缩小和限制这些任务，他们甚至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只是人云亦云，工人只要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普列汉诺夫在第2号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跨进二十世纪的时候》，批评“经济派”“硬说工人运动只是具有狭隘的、粗野的、‘生理需要的目的’”，指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在我国刚刚诞生的党和西欧社会主义者家庭之间就横亘着像中国长城一样的专制沙皇和他的警察国家。然而不能被人类力量推翻的那种长城是没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主动发起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它将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政治自由将是20世纪俄国第一个巨大的文化成就。”普列汉诺夫还全面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他写道：“只要不想背叛自己固有的事业，就必须跟修正主义者进行殊死的斗争。”《火星报》6位编委在具体编务工作中经常发生争论，但在报纸基本政治立场方面没有分歧。
《火星报》对工人运动报道的主题选择，意在凸显工人政治方面的自觉意识，抵制“经济派”把工人运动限于经济斗争的企图。例如1902年12月14日出版的《火星报》第29号2—4版下半栏发表《下诺夫哥罗德工人在法庭上的演说》，列宁为此写的编者按称赞“演说朴实地叙述了工人们的贫困生活以及他们日益增长的愤慨和斗争决心”，他的落脚点则是工人们与沙皇的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写道：他们“在法庭上英勇地维护了他们‘打倒专制制度！’的战斗号召，他们的榜样将鼓舞俄国整个工人阶级去作同样英勇的坚决斗争，争取全国人民的自由，争取向着光辉的社会主义未来奋勇前进的工人运动的自由。”
再如1903年1月14日出版的《火星报》第31号第5版2—3栏，发表党的顿河区委员会印发的传单《告全俄公民》，传单描述了1902年11—12月罗斯托夫大罢工中沙皇军队对工人及其家属的野蛮镇压，强调罢工的政治性质，传单写道：“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工人群众内部蕴藏着强大的革命力量……几天之内席卷俄国东南部的罢工风暴表明了工人阶级的觉醒，显示了工人阶级内部日益增长的阶级团结和政治觉悟的威力。”列宁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我们转载的顿河区委员会的传单对重大事件作了总结，非常清楚和正确地评价了这些事件，作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愿意一再重复的实际结论。”这样由编辑部出面对消息的引导经常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
用马克思主义统领所有报纸的内容，是列宁主编报纸时随时关注的问题。例如关于俄国的经济新闻，他要求刊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俄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文章和短文”，但处于“地下”的《火星报》编辑无法走进沙俄帝国的图书馆，就此列宁写道：“读者每一次遇到有意义的材料时，都能自问一下，我们报纸的编辑部有没有这个材料？我是否向编辑部推荐了这个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对俄国经济生活中一切突出现象的评价，不仅只有官方的吹捧……而且也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为此他带头在1902年2月28日第17号《火星报》2—4版下半栏发表了一篇体现马克思主义金融思想的经济述评《储金局》。他曾请普列汉诺夫为经济栏写稿：“《火星报》经济栏太贫乏了，这一点您在苏黎世也曾经谈过。为什么您不给这一栏寄点什么东西呢？……您本来就比大家更留心经济方面的书刊，而且您写（虽然偶尔）这样的短评比大家更容易些！真的，试一试吧，给我们帮帮忙，否则《火星报》太单调了。”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以重新建党为直接目标的《火星报》编辑部必须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以体现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经过6位编委，特别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位主编之间持续一年半的反复讨论、论战，几易其稿，1902年6月14日第21号《火星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编辑部定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这是《火星报》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代表作，与“经济派”和国际修正主义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纲草案的发表，引发“经济派”的反对是编辑部料到的，以达·波·梁赞诺夫为首的几个社会民主党人著作家小团体“斗争社”对党纲字句教条主义的批判，也在干扰党纲思想的准确传播。列宁支持普列汉诺夫写出长文《“正统的”咬文嚼字》，连载于1903年6至7月《火星报》的第41、42、43号。党纲草案里的一些字句，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里没有出现过，于是梁赞诺夫提出质疑。普列汉诺夫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反驳道：“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这位批评家撒在它们身上的那些嘲笑。我们知道，这些嘲笑是梁赞诺夫理论上无能的结果，他记得某些‘正统的’词句；却不理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由于梁赞诺夫对党纲批评的实质，是从“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曲解，所以《火星报》必须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例如党纲提出党要走到一切阶级中去，这是党的革命策略。普列汉诺夫指出：“我们希望——像列宁同志所说的一样——走进一切社会阶级中去。我们的某些批判家认为，正是这种期望表现了对无产阶级的背叛。然而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人们使用词句，却弄不清它们所表示的概念。……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走进‘上层’阶级，目的是在那里寻找能够为了社会民主党的利益的手段和力量，这会是背叛么？看来这里不会有任何背叛，看来这种‘走进’将是政治考虑的事情。”
这种“左”的观点，甚至也会来自右的派别，因为他们理论上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例如一些“经济派”作者显得很革命，指责《火星报》“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而在寻找同盟者的时候，它常常离开阶级观点，掩饰阶级矛盾，把对政府不满这一共同点放在第一位，尽管各种‘同盟者’产生这种不满的原因和不满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对此，列宁不得不对他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这句话往往被理解得太窄，不把支持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包括在内。但是不应该忘记，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在进步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同政府发生的一切冲突，不论它本身多么小，在一定条件（我们的支持就是这些条件之一）下都可以燃成熊熊大火。”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火星报》对无论来自右的还是“左”的方面的偏差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作为《火星报》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代表作，党纲草案在1903年党的二大上获得通过，标志着列宁主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从此确立。
（作者陈力丹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红玲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人民周刊》2024年第2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