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先秦海贝货币身份之谜

自20世纪初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以来，大量海贝与贝币相继出土，引发学界对其与人类经济活动关系的一系列猜想。长期以来，海贝被视作中国最早的货币，通行于“殷周之际”。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海贝在先秦时期的货币身份受到挑战。
　　我国货币的“海贝起源说”拥有深厚根基，包括罗振玉、李济、董作宾、王毓铨等在内的学者均持此观点。他们认为，海贝从众多自然物货币中脱颖而出，在先秦时期大范围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是中国最早的货币。
　　海贝出土的范围与位置为该观点提供了直观证明。据《中国钱币大辞典》记载，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到体现战国至东汉初期文明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均有数目不等的海贝出土。王永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认为随葬海贝的普遍性证明其已深入先民生活，拥有货币职能。王毓铨根据周墓中大量海贝在棺外和殉葬器放在一起推测，海贝作为货币财产殉葬。
　　经籍中不乏古人以贝为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有云：“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该记述奠定了后世货币叙事的主基调。西汉桓宽《盐铁论·错币》记载：“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此话言明夏后以黑贝、周朝以紫贝为货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一语，将司马迁所列六种货币简化为“贝”的一种。上述说法虽有出入，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古人以海贝为货币的佐证和参考。《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常被用作间接例证。大意为我身边有失于德政之人在位，一心聚敛钱财。此处“贝”被释作商代货币。
　　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增强了该观点可信度。由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可知，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囚贝、易（赐）贝、取贝的记录，说明商人将贝视为“货宝”。在商周青铜铭文中，经常出现“易（赐）贝若干朋，用乍宝尊彝”的句式。这句话常被理解为获得赐贝若干朋（朋为货币计量单位），用于购买原料、支付人工费用等以制作此彝器。如此，海贝便是兼具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亢鼎铭文、遽伯睘簋铭文、裘卫盉铭文被认为是海贝为货币最有力的证据。以亢鼎铭文为例：“乙未，公大保买大珠于样亚，才五十朋。公令亢归样亚贝五十朋以鬱屏、鬯觯、牛一。”该铭文记录了用贝五十朋购买大珠的事件，被黄锡全视作“西周早期用贝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最早最直接的文字记录”。
　　还有学者从文字构成角度入手寻找依据。许慎在《说文解字》“贝”字条下列出数十个从贝的字，如贿、财、货、资、贷、赠、赏、赐等，给后世留下涉及经济、商业、财富等的文字都从“贝”的印象。慧琳、张志淳、李大钊、卫聚贤等均承袭此观点甚至加以扩充，用从贝汉字佐证海贝为货币。
　　结合社会背景分析也十分必要，千家驹、郭彦岗根据夏代遗址出土文物判断得出，夏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已产生，社会分工已达相当规模，开始出现商品交换，海贝作为货币正式进入经济生活。朱活从殷墟等地的发掘推测商代社会基本面貌，指出商代后期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分工获得长足发展、商业开始出现并活跃起来，随着交换的扩大，海贝固定成为货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彭信威便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疑惑，不过未能自洽。2001年7月，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对前人研究进行了一定修正。近年来，姚朔民、周卫荣、杨斌等学者努力摆脱“见贝即币”的思维定式，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海贝当作中国最早的货币。
　　根据出土位置定性海贝为货币的观点遭到反驳。杨斌在《海贝与贝币》一书中重点考查了商代精英含贝与握贝习俗，认为其迷信海贝具有某种灵力，可使人复活或不朽，并非作为货币陪葬。2023年4月，周卫荣发表题为《中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路径的总清算》的演讲，以用于贝饰、口含、荒帷、马络头和玉组佩为例说明海贝首先是装饰，强调海贝只是饰品与礼品层面的币。
　　一些专家对经籍的记载以及后人对经籍的释读提出质疑。如杨寿川在《贝币研究》中所言，太史公有关货币起源的记述“带有很大的传说性”。文中没有提供有关“龟贝金钱刀布之币”使用的具体例证。姚朔民剖析了《盐铁论·错币》所记述的场景，指明有关言论都是激辩时的发言，没有根据。对于许慎“古者货贝而宝龟”的概括，有学者指出“货”与“宝”都意为“以……为宝”，前者并非指“以……为货币”。不仅如此，“具乃贝玉”不能通过字面意思简单理解，不是聚敛钱财而是准备葬具之意。
　　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被认为缺乏说服力或被误读。不少专家指出，甲骨卜辞太简短，资料不充分，不能就此下断语。在“易（赐）贝若干朋，用乍宝尊彝”这样的句式中，“用”不是动词，而是介词表示原因，意即受赐海贝若干朋，因此制作彝器表示荣耀。彭信威发现，彝铭记载的赐品（包括海贝）有二三十种，它们不会都是货币。他还观察到，赐贝数目与制造彝器大小无关。专家学者也对亢鼎铭文、遽伯睘簋铭文、裘卫盉铭文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海贝只是抽象的“参照标准”而非真正用于支付。
　　从文字学角度寻找依据的方式也无法站稳脚跟。姚朔民在《中国货币通史》一书中整理出甲骨文中与“贝”有关的16个字，考证出这些以贝为偏旁的字并不含有较强经济意义。杨斌表示，以文字构成推论海贝为货币的方式混淆了财富、价值和货币的概念，更何况这些“贝”不一定都是海贝。
　　对于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发生的时间，也未能达成一致见解。彭信威认为，殷代是自给性农业社会，不会有大规模商业行为发生，不满足货币产生的条件。周卫荣强调，西周社会重农轻商，贝不大可能用于买卖交易。吴荣曾一直主张关注中国氏族制度残余问题，认为真正的生产大发展出现在战国时期，那时才出现货币。
　　尽管存在上述分歧，但学界都认可海贝作为贵重物品的价值，承认它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海贝之所以在先秦时期成为一种贵重物品，不仅在于其稀缺性，还源于古人的生殖崇拜赋予海贝的精神价值。
　　上述相左的观点，使得海贝在先秦时期乃至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成为一个待解之谜。或许如高聪明所言：“神秘的不是货币而是货币背后的社会关系。”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终将揭开先秦海贝身份的神秘面纱。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