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立雅：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美国汉学家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年），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他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不仅担任过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奠定了此校的中国及东亚研究基础，而且还担任过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在美国汉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顾立雅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用其弟子钱存训的话来说，顾立雅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启蒙大师，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权威汉学家”。
　　相较于欧洲汉学界，美国在汉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般来说，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并没有多少大学开设关于中国的课程。30年代之后，得益于美国学术团体的大力提倡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渐有美国本土学者前往中国留学访问，并直接与中国学者交往学习，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新篇章，顾立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延续了欧洲汉学的传统，但影响深远，给美国汉学界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博士期间，顾立雅就对孔子学说产生了兴趣，不仅跟着一位中国同学学习中文，而且还以中国思想为主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中国世界观的演变》。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其回忆录中曾追忆，“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为了更好地研究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之道，顾立雅在毕业后由德籍汉学家劳福推荐，进入哈佛大学进修，跟从著名学者梅光迪研读中国古籍。得益于梅光迪的指导和帮助，顾立雅在中文文献阅读和文章撰写方面有了质的突破。尤其是在顾立雅来到中国后，梅光迪还无私地向其介绍自己的朋友，使得顾立雅能够及时和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接触。当时的著名学者如顾颉刚、杨树达等都在日记中提到过顾立雅。如顾颉刚在其日记中就多次提到与顾立雅晤谈、阅读其文章，并且顾立雅《释天》一文是经顾颉刚审阅后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的。此外，顾颉刚还力荐顾立雅夫妇去天津任教，可见顾颉刚对顾立雅研究水平的认可。1932年至1935年，顾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跟随著名史学家刘节学习中国古文字，并多次到安阳实地参观殷墟考古发掘，不仅结交了李济、董作宾等一大批甲骨文学者，而且还积极尝试借助新发掘的考古资料诠释早期中国文明。
　　经过几年的扎实学习，顾立雅在中国留学期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诞生》。这本书依据当时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商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作全面介绍，为最早在西方风行的一部中国古代史权威作品”。这本书是西方人较早利用甲骨文等对商周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给国际汉学界带来了持久的影响。谈到为何把研究重心聚焦在早期中国这一阶段，顾立雅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厘清古代的历史……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顾立雅把书中引用的原始文献及相关的考古资料加以考订，汇编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一书予以出版，从而为后继者的持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顾立雅对孔子的研究都是不容忽视的。他不仅出版了大量关于孔子的著作，如《孔子其人与神话》《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还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中心加以探讨，一方面旨在探求历史真相，寻找真正的孔子；另一方面是想要以此为基点，把握中国之道的精髓所在。《孔子与中国之道》出版后被美国诸多大学列为重点阅读书目。
　　顾立雅对孔子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深入的研究则要从他归美后才能算起。经过留学期间的沉淀和积累，顾立雅认为传统说法在描述孔子时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在他看来，传统的说法认为孔子只是热衷于复兴古代的习俗，把孔子描述为一个毫无魄力的人，往往显得行为与思想相悖。顾立雅批评了这些看法，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孔子。他认为真正的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所以，他应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顾立雅认为寻找真正的孔子“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把孔子置于真实的历史脉络之中予以理解，认识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把孔子哲学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了解作为它的中心思想之根源的某些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依靠两种其他类型的材料努力寻找真孔子。首先，尽管我们并不漠视在相对近晚世流行的种种传统说法，但我们认为它们只具有次等的价值，或者说是第二手材料，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产生于尽可能接近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有关他的记载。我们把基本的参考资料限定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年内。其次，在每个主要观点上，我们将格外留心这样的作品：它们描述的是孔子时代之前的形势”。
　　在顾立雅看来，孔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及其思想根源的东西正是“大道”，它联结着孔子哲学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孔子的哲学总体，并在整个中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顾立雅认为以孔子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之道就是“修养道德和实践德行，以及热爱大道并倾其全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因此，顾立雅鲜明地指出，孔子绝不是复古主义者，而是民主的先驱，他为民主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彻底的热情和审慎的中庸之道相结合，从而促进民主事业的有效实现。顾立雅高度赞扬了西方哲学家诸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孔子的崇高评价，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世纪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就像西方学者说的，“孔子就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顾立雅回到美国后，亲自编制了一套《归纳法中文文言课本》，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汉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在学界享有盛誉的许倬云、钱存训等都是顾立雅的学生，他们在传统汉学领域乃至中国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进一步拓展了顾立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