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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的“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展出约90件珍贵的汉碑善本精品，其中包括有“两浙第一碑”之称的《三老碑》（达受跋本）。
《三老碑》全称《三老讳字忌日记》，刻立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年）。清咸丰二年（1852年），《三老碑》在浙江余姚东北十里的客星山出土，碑额断缺，后人根据碑刻内容予以命名，其通高90.5厘米，宽45厘米，右侧以格栏样式自上而下分为4框，各4列至6列不等，每列6字至9字，镌刻人物谱系；左侧为大格栏，计3列，每列约30字，镌刻铭文和立碑缘由。
《三老碑》主要记录东汉建武年间一位名叫“通”的地方官“三老”（掌管教化的一种荣誉尊衔，无行政权和俸禄）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等祖孙三代的名字，以及其逝世的日期，旨在让后代子孙尊祖敬宗，谨记祖辈品德功绩，同时免于言事触忌，不忘春秋祭祀、传承祖德，由其第七个孙子“邯”所立。
《三老碑》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今保存在浙江杭州西泠印社的汉三老石室中，其从出土、辨识、递传到最终归宿，可谓命运多舛、际遇起伏。
清咸丰二年（1852年）5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严陵坞村的一位村民挖到一块平整的石料，运回家中拟留作垒砌甃墓（墓壁）之用，清洗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获悉后，告知有“金石癖”的近村富绅周世熊前往辨识。周世熊根据文字内容和字体笔法，判断其非同一般，与村民商议后运至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并墨拓了百余份，分送各地学者和金石同好研究。
咸丰十一年（1861年）10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将周世熊置放在竹亭的石碑、汉晋砖石悉数推倒，垒作灶台。太平军退后，“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周世熊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是天意所为，因而格外看重，精心收藏。
1919年，从事古董收藏交易的丹徒（今镇江）人陈渭泉访得《三老碑》，以三千大洋从周氏后人手中购买，辗转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浙籍古董商人毛经畴将消息转告时任上海知事的绍兴人沈宝昌，沈宝昌又告知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他们“不忍古物之沦亡”，流失异域，将这一消息通报给西泠印社的丁辅之。丁辅之赶赴上海，与社长吴昌硕紧急商议，一致认为与其“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于是广联同乡，布告同仁“此吾乡邦文献所系，讵可弃诸禹域之外”，吁请协力“醵金（集资）赎之”“大雅宏达，共成斯举”。
浙人闻风响应，名流慷慨解囊，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为铭等西泠印社同仁各捐献书画印谱10件、古画30件，举行义卖。不到一个月，65人共集资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各捐2000元。其中，8000元向陈渭泉赎碑，3270元后用于筑室庋藏。1922年7月，《三老碑》运至杭州后，“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建造三老石室，连同社藏北魏、元至明墓志石刻，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一并永久保存。吴昌硕特撰《汉三老石室记》，志述其事，著诗以赞：“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土斑。”
《三老碑》入藏西泠印社，为印学研究保存了实物依据，成为名副其实的“镇社之宝”。其见证了印社先贤大师为保护祖国文物，凝聚社会力量护宝、藏宝、展宝的文化义举，彰显了浙籍有识之士的爱国情怀和崇高品德，也成为西泠精神的生动写照。
《三老碑》不同于庙堂巨制、官家刻石，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由篆入隶，波磔起伏，隐然若现，颇具篆隶嬗变之际的古隶风貌，只是字形体势尚无成熟隶体扁方规正的固态，可谓汉隶成熟的雏形。其结体宽舒不拘，章法错落有致，书风醇古朴茂，刻划雄浑遒劲，尽显率意自由、野逸拙趣、活泼灵动，在东汉数百通碑刻中，不失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上乘之作。
东汉时期，中原大地刻碑成风，石刻碑铭在黄河流域层出不穷，但在当时非文化核心区的东南浙地，出土东汉初期的石刻精品《三老碑》实属罕见，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官制、石刻家谱、书法沿革等具有重要价值。其一经发现，世人瞩目，海内金石家视若鸿宝，名家学者纷纷题跋作记。清代李葆恂在《三邕翠墨簃题跋》中评价“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其“笔法已有汉隶体”；道光年间曾主持杭州南屏山净慈寺的达受，誉之为“两浙第一碑”。
《三老碑》初拓字画肥厚，因石面不平，石花斑驳可见；晚拓则因石面磨平，字画变得纤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达受跋本”，堪称最佳初拓本之一。其上端有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达受为守六禅师的题名并跋，另有咸丰六年至十一年间（1856年至1861年）汪士脓题跋，咸丰十一年（1861年）沈曾植观款，同治五年（1866年）吴延康题识、褚德彝题签并记等。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