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之大法 立人之大节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宋神宗觉得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历时19年编撰完成，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指出，编写此书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选取的是与治国理政相关的历史内容，核心都是为君之道和致治之道。《资治通鉴》成书后不断受到推崇，是一部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史学经典著作。
　　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对于与个人品质和为官治国均极为重要的“廉”自然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在中国古代，“廉”本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古人云：“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义利观，是在价值观的标准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种义利观和道德伦理指导下，士人成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其基本要求就是廉洁从政，进而树立能够影响整个政治文化氛围的立身为政导向。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等编纂记录了历史上清廉自足、廉洁从政的不少人物。如，汉景帝时期的官员郅都：“都为人，勇悍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谒无所听。”郅都为人为官廉洁无私，在地方任官时，从不收钱物，也不接受私人的请托，后来被汉景帝调到长安任中尉，负责京师的安全。五代十国时期，蜀国的蜀州刺史王宗弁称疾辞官，蜀主怀疑他是对官位不满，于是加授其检校太保，但王宗弁推辞了，云：“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岂可求进不已乎！”表明自己并不谋求高位，守廉自足是他的本愿。蜀主嘉许其志向，于是准其退休。廉与贪相对，廉而不贪，所指并不仅仅是财物，更是包括权力、社会地位等。《资治通鉴》作者所关注的“廉”，更多涉及对权力的认识和使用，这样一种“廉”、廉而有节，自然是优秀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从政治国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东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秋，南匈奴一部分起兵反叛，攻打美稷县，东羌也有响应起兵的部族。当时张奂作为安定属国都尉刚刚到任，军营中只有200余人，但得到消息后，立即决定出兵，断绝了南匈奴与东羌的交通。于是，东羌诸部相继投靠归附，边疆区域得以重获安宁。东羌诸部族的首领赠送张奂20匹马、8对金耳环。张奂召集东羌首领，将酒洒在地上，说：“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即便送的马像羊群一样多、送的金子像粮食一样多，他也不会收下，并将所赠全部退还。在此之前，和东羌打交道的官员大都贪图钱财，使羌人十分愁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张奂继任后，从自身做起，清廉公正，于是边疆各族都心悦诚服，政令教化畅行无阻。张奂退还金、马，在历史上留下了“酹酒还金”“马不入厩”的典故，他廉洁自持的品德，获得了羌人的尊敬，从而实现了边疆的有效治理。可以说，廉洁从政不仅是为将为官者建功立业的基本品质，更是实现移风易俗、推行王朝教化终极治理目标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资治通鉴》对张奂的赞许，深刻体现出其以为政理民为出发点理解廉洁的政治视角。
　　以无私的态度，对权力公正公平、有节制地使用，是为“廉”之大者。《资治通鉴》记载，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崔琰与毛玠被任命为负责选举官员的官职，两人选拔品行厚重务实之人，淘汰只会空谈的浮华之辈；选用谦逊能容人这类人，抑制结党营私的小利益群体。天下之士都以廉洁自励，即便是贵族宠臣，车马衣服也不敢逾越制度，官员都穿着朴素，乘坐柴车或者步行往来官府和家中。官员的廉洁之风，使民间风俗也随之转变。当时掌握实权的曹操知道后，感叹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这就是用人导向的积极力量和影响。
    反之，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较长篇幅去议论的五代十国时的冯道。冯道年少时以孝谨知名，为人清俭宽宏，时人均推崇其德量。就其个人能力、当时众人评价来看，冯道确实是一位能臣。但是，《资治通鉴》引述了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后云：“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认为冯道没有最基本的立人之大节，为臣而无廉耻，这样的人位居高位，国家哪会有不败亡的道理。司马光极为赞同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紧随其后以“臣光曰”这一《资治通鉴》经典的史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司马光说：“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个人才智即便足以称道，却不保持人臣大节，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司马光接着设问，有人说唐亡之后，朝代更迭，世道就是这样变幻莫测，改易君主是家常便饭，而且又岂止是冯道一人如此呢？他自问自答曰：“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司马光认为，如果世道多舛，真正有品德之人可以选择隐居不出，安贫乐道。冯道不仅任官，还担任宰相这样具有导向意义的官僚之首，却为自己历仕多朝沾沾自喜，安享高位富贵，简直可以说是奸臣了。
　　《资治通鉴》将1000余年的历史浓缩为不足300卷的一部著作，但司马光在这里却使用600余字评点冯道之为人，足以体现出他对冯道此事此人对历史及政治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大力批判，也充分展现出司马光及《资治通鉴》所希望宣扬的“廉”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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