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法兰西学院新设“汉语和鞑靼—满洲语言文学讲座”,标志着西方汉学告别传教士汉学阶段,正式走向专业汉学时代。而作为该讲座首位教授,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年),是推动法国汉学走向专业化的关键人物。在法兰西学院期间,雷慕沙坚持教书育人并撰写了诸多汉学著作,其代表作有《汉文启蒙》、法译本《真腊风土记》《玉娇梨》等,它们共同开辟了中国语言、中西交通史、中国小说研究等汉学研究的新领域,为西方专业汉学的未来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此外,雷慕沙明确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以欣赏、热爱之心看待中国文化,积极推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为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因学习汉语结缘汉学研究
雷慕沙生于1788年,年少命途多舛。其父早丧,雷慕沙本人又因一次事故而导致左眼失明。困苦的命运未能吓倒雷慕沙,反而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为了扛起家庭经济重任,雷慕沙刻苦学医,冀望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1806年,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雷慕沙结识了当时法国东方学泰斗德·萨西,后者推荐他去参观森林修道院所藏东方文物。正是在森林修道院,雷慕沙被一本中文书籍所吸引,渴望解码书上优美神秘的文字,由此走上学习汉语之路。
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法国,雷慕沙学习汉语的条件非常差,既无中文教师也无任何参考书,雷慕沙仅依靠手边的《正字通》《三才图会》等少数中文书籍,凭浓厚兴趣和毅力自学汉语。181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汉语研究作品《汉文简要》,旋即得到学术界好评,不久雷慕沙便以汉学新星的身份出任法兰西学院“汉语和鞑靼—满洲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之职。
此后,雷慕沙活跃于法国汉学和东方学研究一线,曾在巴黎创立亚洲学会,任职于法国皇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并担任法兰西金石和美文学院院士、伦敦亚洲学会和加尔各答亚洲学会通信院士等职务。活跃在东方学机构的雷慕沙,以其渊博的学识、丰硕的成果,成为当时欧洲汉学研究的重要领袖,其门下聚集了儒莲、鲍狄埃等一批知名汉学学者。然而,正当雷慕沙着手于编纂汉语大辞典的宏伟计划之时,不幸降临。1832年,正当壮年的雷慕沙被霍乱夺去了生命。
以典籍译注为汉学研究基础路径
雷慕沙一生学术成果丰硕,存有各类专著、译著、论文、书评等共240种,内容包罗万象,广泛涉及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地理、哲学等领域。那么,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和底蕴深厚广博的传统文化,雷慕沙喜欢采用什么方法来开展研究呢?答案是典籍翻译。
雷慕沙为后世留下了一批典籍译作,其代表作包括法译本《中庸》《真腊风土记》《玉娇梨》等,在欧洲学界和文化界影响较大。在雷慕沙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对东方文明开展研究所采取的主要是文献学方法,即以研究东方语言和文献为中心,以解读古籍作为开启东方文化与文明秘密的钥匙。受此影响,雷慕沙对中国所开展的研究也是以典籍译注作为基础路径的。在具体翻译中,雷慕沙恪守忠实于原文的直译策略,尽可能采取逐字逐词译古籍原文,使西方读者主动向中国文本和文化靠近,通过原汁原味的译文启迪读者领悟中国文化精神。
此外,雷慕沙重视注释的作用,遇到原文存有疑难字词、名物典故的情况,多加注加以注释。这类注释往往细腻翔实、旁征博引,甚至在文字体量上超过译文本身。为了向欧洲人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雷慕沙拓展出针对中国典籍的译注法,以贴近原文的直译保存中国文化的风神情韵,又以详细的注解帮助欧洲普通读者理解原文,为专业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指导。该译注法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雷慕沙弟子及再传弟子的继承,如儒莲、沙畹等人的研究路径和翻译模式皆取法雷慕沙。在这个意义上讲,雷慕沙对中国典籍的译注,开创了法国专业汉学重视典籍翻译研究的传统。
谈及雷慕沙的汉学研究成就,不得不提他的两个研究侧重点。一是汉语研究。在19世纪初,绝大部分西方人对汉语颇为陌生,尤其缺乏可靠的汉语语法书。雷慕沙则充当起了汉语研究的开拓者角色。从雷慕沙的汉语语法研究上看,他将西方科学的语法分析方法与汉语实际结合,因而大大推进了汉语研究的进展,促进了汉语研究的科学化。他的处女作《汉文简要》以精练的语言向欧洲人介绍汉字的构造、“六书”以及反切等知识。《论汉语的单音节语言特性》通过举例分析的方法,指出汉语中存在相当于西方语言中常见的冠词、代词、格等语法形式,驳斥了“汉语为单音节语言”“汉语无精确语法规则”的偏见。随后推出的《汉文启蒙》,从字、音、词、句的角度对汉语语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构成了一套系统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
二是中外交通史研究。雷慕沙治汉学有一个重要的倾向,那就是通过中国与边疆民族、与域外国家的交通往来来看中国,在亚洲视野下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同时又将对传统中国的研究看作是完善“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此类研究代表有专论《于阗城史》等。这类文章多以对《史记》《汉书》等汉语史籍文段的译注为基础,结合多语言史料,对相关史实和名物展开考证。
致力于欧洲对华深入了解
雷慕沙值得称道之处不仅在学术研究,还在于他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敬仰与热爱,在于他在西方世界传播纯正中国文化、驱散对华偏见所起到的作用。
对于中国文化,雷慕沙抱着纯粹的欣赏和尊重态度。例如,在致其表兄让·代的书信中,雷慕沙夸赞汉字精美漂亮,称“怀疑自己可曾见过如此优美的文字”。在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开课讲话中,雷慕沙对中国文史典籍大加赞扬。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学作品想象丰富,语言精致;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史书最为丰富和可信,是亟待挖掘的富矿。
雷慕沙一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通过研究汉学、宣扬中华文化来移除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偏见。雷慕沙的很多作品旗帜鲜明地以此为宗旨。例如《中国人的外语学习》一文开宗明义指出,不少欧洲人认为中国人妄自尊大,故轻视对外族语言的学习。在雷慕沙看来,这显然是一种偏见。通过史料考据,雷慕沙证实,中国学者颇为重视对外民族语言的学习,并且对不少外民族语言有着深入掌握。
此外,雷慕沙还通过深入参与巴黎亚洲学会、法兰西学院等机构的教研活动传播中国知识,通过教书育人培养如儒莲、鲍狄埃等汉学后辈,为法国和西方专业汉学研究的起步与繁荣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化的外传和欧洲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