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必求致用”

学人小传
　　赵必振（1873—1956年），湖南常德人，近代翻译家、教育家，译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近世社会主义》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必振是一位在翻译、办报、国学、教育、文史等诸多文化领域均有所建树的学者，他早年深受康有为、皮锡瑞等人的传统国学影响，崇尚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中国士大夫“每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人生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其极具特色的治学思想。
　　借鉴“他山之石”启蒙民众
　　赵必振投身“新学”翻译工作一 开始就是本着为民众启蒙、为民族寻路的目的。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译著《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的《自序》中写道：“今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百喙一辞，万声同籁，莫不曰维新维新。叩其维新之道，师法欧美者十之三，师法日本者十之七。”日本“维新”取得的显著成效，启发了赵必振等有志青年。对当时国人之萎靡愚昧、国家之穷困落后，赵必振痛心疾首，一种借鉴“他山之石”奋起直追的强烈愿望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赵必振开启了翻译新学以求救国的为学之路。1901年至1903年，短短两年间，他就翻译了31部、近百万字反映新观念新思潮的日文著作，对国人的思想觉醒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翻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等作品，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为国人打开了一扇思想之窗；《日本维新慷慨史》《东亚将来大势论》等著作，宣传了维新变革思想，为当时我们的维新变革提供了借鉴；《埃及史》《土耳其史》等作品，总结了其他文明古国亡国的历史教训，希冀国家免于蹈其覆辙；《拿破仑》《世界十二女杰》等英雄人物传记，鼓舞了国民革命志气，宣传了女权思想。这些译著内容广泛，涉及东西方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向民众传播了新知新学新思想。他的译著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具有开拓之功，如当代学者张旭就曾评价：“以译书形式为女子作新传则始于赵必振。”
　　赵必振在20世纪初就翻译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学说著作，这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近世社会主义》用近2万字的篇幅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资本论》的主要观点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比较系统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赵必振因此被誉为“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驱”。
　　将国学阐发与经世、救亡、图存结合起来
　　赵必振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系统的国学教育，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国学功底，并在研习国学的过程中坚持创新变革精神。凭借深厚的国学素养，他撰成了国学专著——《国学概论》。这部著作成书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赵必振反对侵略、以书言志的强烈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他在书中将国学阐发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结合起来，反复强调：“国学之不昌，则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目前而不自知。”他意图通过“国学之昌”，实现一个“为斯民谋幸福，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政治。
　　赵必振国学思想的创新变革精神，首先源于他对国学本质的透彻认识。他认为的“国学”，就是历代传承的“学术”文化。他在《国学概论·绪言》开篇便称：国学者，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历代祖宗自有文字以来相传之学术也。他将国学的落脚点放在“学术”上面，这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赵必振指出，中国传统国学的产生，本是起源于民间，是出于纯粹学术的目的，并且是立足于全体民众的利益。后来，虽然封建统治阶级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各种经典，但他坚定地认为：“圣贤师儒相传之学说，无论其为汉学宋学，真读书人，必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文天祥有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强调了传统国学的研究价值。
　　赵必振提出的研究国学的目的，也反映了他开阔的学术胸襟。他说：“居今而谈国学，决非仅如百年以前之学者争道统、争学派而已。今日我国民之所争者，乃对外而争自存，非对内而为门户之争明矣。”对此，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博而约，简而明，举出国学之重要，关系国家盛衰存亡。并以今文学为基础，胪列百家，不持门户党派之见，诋毁他人。”
　　“有教育者存，无教育者亡”
　　赵必振的教育工作经历十分丰富。早在1904年，他就执教于海南澄迈县，并担任《澄迈县高等小学讲义》的编纂负责人，撰写“修身”“文学”“中国历史”三科讲义。从1928年起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先后在北京民国大学、华北大学、北京香山慈幼院高中部、长沙孔道国学专修学校、常德私立明义中学等校，负责“历史”“国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赵必振在后半生专事教育，是基于他对教育功能之教导后代、启迪民众、激发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这从他最初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他的译著成果中，关于“教育”专业的著作也不在少数。如《精神之教育》《万国教育志》《实用卫生自强法》等，无不是反映当时先进教育思想的重要译本。1902年，赵必振在《〈教育丛书〉序》中说：“生存竞争，风潮烈哉，何以生存，曰惟教育；何以竞争？曰惟教育。”以开阔的眼界强调“教育救国”的重要性。“有教育者存，无教育者亡。”这一清醒认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教学实践中，赵必振始终贯彻“学术必求致用”的教育理念，他指出：“学术必求致用，不能致用而谈学术，则无用之学也。学之何益？”面对当时日寇蹂躏的亡国危机，他经常在课堂教学中，以南宋史事比喻时局，借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期望青年学子“以己为鉴”，关心时局、奋发图强，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他在读过《孙子兵法》之后，写下一首七绝诗《题〈孙子〉十三篇后》赠与学生陈旭麓：“相从谈道复谈兵，百感英雄髀肉生。胸有阴符谁可授，圯桥独坐待天明。”寄语学生学而致用，效仿秦末英雄张良拯救国家。他用“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滋育了史学名家陈旭麓，也滋养了无数国家栋梁。
　　赵必振翻译思想的民族家国情怀，来源于其坚信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自豪感和心怀天下、谦逊求教的治学精神；他的国学思想的创新变革精神，来源于他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严谨求实、开放包容的治学风格；他的教育思想的学以致用理念，来源于他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的责任感和经世致用、敬业奉献的治学态度。他的治学思想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深入学习、积极传承并发扬光大。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