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的三个维度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了全面抗战路线，抗战文化迅速发展。全民族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理论维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承继中国珍贵的历史遗产，厚植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历史根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是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的目的。”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作了科学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界定和总结。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他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基本脉络，其中就界定了“五四”前和“五四”后中国的新文化的差异性，他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的一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在构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框架时，把文化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底色。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也重申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

实践维度：着眼于中华民族抗击日寇侵略的大局，以文化发展服务全民族抗战事业，把握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纲领的第六条即是“国防教育”。毛泽东强调：“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到“抗日的教育政策”，指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就抗日战争谈话时再次指出“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立场维度：坚守人民立场，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巩固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

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80多年了，它对我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例，就存在着种种不足。据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任教的著名作家严文井回忆：“学校四周住的都是农民，但我们却不同农民往来。除了有时候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说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艺术家。农民当然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彼此高谈阔论，上下古今，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农民算什么呢？他们没有文化，啥也不懂，而且连‘百分’也不会玩儿，身上只有虱子。于是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当时，朱德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42年5月在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了重要讲话，后来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创造性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重要论断，明确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基本方针，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和重要里程碑。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人民立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总之，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承继中国珍贵的历史遗产，厚植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历史根基；着眼于中华民族抗击日寇侵略的大局来部署文化建设，以文化发展服务全民族抗战事业，把握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巩固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同时，延安抗战文化运动迅速发展，在新闻出版、抗战教育、文艺运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