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生前随身携带的怀表

西柏坡纪念馆保存着一块任弼时使用过的欧米茄牌怀表，是他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在莫斯科购买的。

赴苏工作 争分夺秒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内大多数同志与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为了让共产国际充分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和中共的抗战主张，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38年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3月，任弼时到达莫斯科，为了能准确掌握时间，更好地开展工作，他购买了一块怀表。

在莫斯科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任弼时深感使命重大，他总是把工作安排得满满的。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苏联出版，为了让国内的党员尽快学习这本党史教材，任弼时投入了大量精力，他和代表团的同志参加了该书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其中，第四章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由任弼时负责校订。他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极高，初稿翻译好后，先请在莫斯科的中国学员试读、提意见，再根据意见进行修改。1939年，译成中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送达延安，成为党员干部的重要学习读本。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共的立场和态度，任弼时组织在苏的中国人和少量苏联人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及时研究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并定期向中央汇报、提出建议，为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提供帮助。从1934年开始，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联络基本中断，在国内抗战形势日趋严峻，需要争取共产国际和国际社会支援的情况下，任弼时意识到恢复联络迫在眉睫，他克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建立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并新增经由乌鲁木齐到延安的交通线，畅通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交流联系。

当时，党内有一批同志在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军事政治理论。这里对外称“疗养院”，实为“中共党校”。任弼时对这所疗养院的同志非常关心，为了让他们不虚度时光，他对党校的教学方针和学习内容作出规定，促进学员们更加有效的学习。

任弼时得知王明、康生利用清党、“肃托”之机对一些同志进行打击，导致他们无法归国。他深知同志们迫切想回国为革命作贡献，在了解核实情况后，安排他们分批尽快回国。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将全部精力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使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有较多的理解，从而给予信任和支持。

为党为民 至死不息

1940年2月，任弼时带着这块怀表回到延安。他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参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1947年3月，由于国民党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任弼时随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程。1948年4月，任弼时到达西柏坡，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在西柏坡期间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身体本就不好的任弼时病情加重了。医生劝他多卧床休息，他却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他带病参加工作，将个人健康置之度外，继续为党的事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1949年3月23日，任弼时随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块怀表也被带到北平继续使用。4月12日，他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旗帜鲜明地为青年团工作指明了方向。作这样一份长篇报告，对当时的任弼时来说是超负荷的，第一部分讲完后，大家明显感觉到他已经体力不支，因此余下的部分由中央青委荣高棠代为宣读。但任弼时却不肯离场休息，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至会议结束。因病情加重，经中央决定，12月上旬，任弼时赴苏治病，但他没有放松下来，而是利用疗养的时间有针对性地阅读了大量文章，为恢复工作做好准备。1950年5月28日，他从苏联回国。这时朝鲜战事不断扩大，深知时间宝贵的任弼时更是分秒必争地工作。10月24日，不顾医嘱工作了一天的任弼时，晚上向工作人员安排了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有关事宜后，继续伏案查看朝鲜战场形势图，思虑朝鲜战局，直至深夜。他的夫人陈琮英劝他快些休息，有事明天再忙，他却说：“明天有明天的事啊！”忘我工作的任弼时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时钟已经进入倒计时。25日晨7时，任弼时突发脑溢血，27日溘然辞世。任弼时在西柏坡曾说过：“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切切实实做到了工作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0年，陈琮英将任弼时生前随身携带的这块怀表送给其子任远远的保姆魏兰春保存。1977年6月4日，西柏坡纪念馆时任馆长白占基到北京征集文物，魏兰春将这块怀表捐赠给纪念馆。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