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焚书》《续焚书》看李贽的政治思想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李贽一生著述颇丰，其重要著作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其中，《焚书》与《续焚书》集中表现了李贽的政治思想，是李贽的重要著作。
　　《焚书》亦称《李氏焚书》，包括书信、杂文、札记、诗词等共6卷。《续焚书》为《焚书》的续编，共5卷，是李贽死后由其门人汪本钶编辑，收录了著者的书信、序、说、论、读史札记、杂文、诗词等。李贽在《焚书·自序》中说，《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由此得名。又说，“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故明知将遭焚毁，也要刊行于世。
    “童心”
　　“童心说”是李贽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其逻辑起点。如果说程朱理学的核心范畴是“天理”、陆王心学的核心范畴是“良知”，那么李贽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就是“童心”。他的全部思想，都是从“童心”这个起点出发，从“童心”这个核心向四周辐射。《童心说》是《焚书》卷三的一篇杂论，李贽对“童心”所作的最简洁的规定是“童心即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鲜明地提出了“复童心、做真人”的主张。“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在《童心说》中，李贽从“童心”出发，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伦理。在李贽看来，封建伦理不敢正视人的“童心”——毫无掩饰的现实人性，反而极力障蔽人的“童心”，把“童心”看作阻碍人成为圣贤的最大障碍加以排除，“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合于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到处充斥着道学的假文章，所以李贽慨叹道：“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认为，“童心”即“真心”应该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他主张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他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益人益智。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丧失“童心”。
　　“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
　　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李贽的政治思想，满怀着对明王朝日益加深的经济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深层忧患意识。他在《续焚书》第一卷《西征奏议后语》说：“盖天下之平久矣，今者非但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也。自嘉、隆以来，余目击留都之变矣，继又闻有闽海之变，继又闻有钱塘兵民之变，以及郧阳之变矣……非但西夏足忧也。”李贽主张以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富强为政治的最高原则，认为政治家与思想家之间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理性的相互宽容，主张“英君非能臣不使”，提倡任用真正具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英雄豪杰之士；反对“本诸身”的“君子之治”，李贽理想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他认为从政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引导，因为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只有“顺其性不拂其能”“恒顺于民”，才能把社会治理好。
　　专制制度的实质是蔑视人、践踏人、把人不当人，李贽对此有深刻认识。《焚书》卷一《答耿中丞》指出：“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天下之失所也而优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他以“童心”所具有的将一切“闻见道理”悬置起来的直探本源的目光来看待社会国家。
　　李贽在《焚书》卷一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且以“异端”自居。《焚书》《续焚书》的锋芒指向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提出大胆的怀疑和公开的批判。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
　　《焚书》对于当时社会中假道学也进行了揭露，李贽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认为他们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英君非能臣不使”
　　面对明王朝日益加深的民族与政治经济危机，李贽在《焚书》卷二《书晋川翁寿卷后》提出一个问题：“今天下多事如此，将何以辅佐圣上，择才图治？”总结中国历史上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他鲜明提出了“国家用人，惟用其才”“英君非能臣不使”的政治主张。
　　面对读书人只知以道学腐谈谋取高官、士大夫们只知空谈道德而无治国用兵的真才实学的局面，李贽在《焚书》卷四《因纪往事》中愤慨写道：“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在李贽看来，中国人中何尝缺乏人才，何尝没有安邦济世的英雄豪杰，只是这些人全部不合乎道学家的用人标准。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
　　虽然孟子早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但在历代统治者中均未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
　　对封建统治者鱼肉人民的行为，李贽在《焚书》中借评点《水浒传》表达不满。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
　　李贽政治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相互结合，探究利国利民的治国之道，由此提出人人平等的主张。在《焚书》开卷第一篇《答周西言》开篇便是：“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
    “士贵为己，务自适”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在《焚书》卷三《夫妇论》中针锋相对地把天地万物比喻为夫妇生孩子，指出万物是由天地所生，不是凭空出现的，由此便否定了程朱理学认为“理”“太极”是万物本原的说法。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从承认人的私欲出发，《焚书》指出人性不止一种，要尊重人的个性。
　　李贽主张婚姻自由，反对歧视妇女，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李贽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
　　《焚书》问世后，遭明清两代封建统治阶级禁毁，先后数次被禁毁，但仍流行不绝，民间盗印、假托者不绝。门人汪本钶说：“（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焚书》《续焚书》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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