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既是一项宏大的政治战略，又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思想有一个蕴育发展过程，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民族复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历史经验的精粹总结。深入体悟“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必须追根溯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提出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探索。

对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崇高追求

一百多年前近代中国的那段历史不堪回首。东西方列强入侵蹂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先进的中国人留学东洋西洋，寻找救赎国家之道。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国家前途命运非常关切。十七岁的他首出乡关，看到一本关于世界英杰传记写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等人的事迹后感慨，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回顾当年寻求救国真理的心路历程时说，我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经过曲折道路，取得全国革命的基本胜利，“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毛泽东民族复兴之志的第一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怎样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滚滚洪流后，就在努力探索这条路径。党的二大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并制定了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对毛泽东有深刻影响。他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以此为根基进一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伟大创新。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为后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中国革命摆脱危机困境、走上正确道路，不仅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而且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延安成为夺取中国革命更大胜利的运筹帷幄之地。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志在当时语境的充分表达。那时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同志介绍苏联情况后，毛泽东对苏联的经济发展很向往。他认为，苏联实现工业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现在进行革命斗争，就是为了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这可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雏形，也可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始胚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结合的理论结晶。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代表的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此后，尽管走过一段曲折道路，但经过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社会面貌仍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等高精尖产品，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积累起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大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重要经验。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基础性成就，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根本前提，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奠定了坚实理论和实践基础。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独创性思考和擘画“四个现代化”蓝图的不懈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在这个思考和探索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是要考虑怎样改变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二是要考虑怎样发展生产力问题。在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统一了思想认识后，毛泽东便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并擘画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

一是对于改变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独创性思考。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大局已定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提前完成的形势显现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我国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与其他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更多地是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看作一个不断调整政策的动态过程。1952年9月下旬，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国民经济恢复的状况和准备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要求，首次改变原来的设想，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现在的工业企业中，私营与国营的占比是三七开；零售商业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十年怎么样？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开始变了，“他们已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1953年9月，党中央正式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指导理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工业化，就是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就是奠定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毛泽东认为，这是主体与两翼，从一方面说，国家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在全面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工作重点要放在“解决所有制问题”，更多地是抓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首先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指标提前完成。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指标提前实现的推动下，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掀起高潮。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八大决议郑重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了根本制度基础。

二是对于发展生产力、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独创性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经济社会，可谓积贫积弱、一穷二白。1949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六百七十九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但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心擘画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1953年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开了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他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在酝酿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逐渐形成又一个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工业化道路。他一方面指出，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必须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1951年12月初，他在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思想时就强调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指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该建设进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这个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述中进一步明确起来，提出了跟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说，我们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求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还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一五”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并很好地处理了上述关系。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重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一时期相比名列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初始基础。

正是有了这两个独创性思想，或者说在形成这两个独创性思想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擘画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这个蓝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四个现代化”思想有一个演变和规范过程；二是目标愿景的时间有一个不断调整过程。

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演变和规范化。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即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我们党对“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表述，主要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为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国家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1957年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有了新的考虑，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提出的建设现代科学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思想。1964年底，经过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至此，“四个现代化”的表述规范定型了。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愿景的调整求实化。毛泽东最早擘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蓝图是在1954年。这年6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此前，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他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讲话中，他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随后，如前所述，经过他审定的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即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是党和政府最早正式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经过他审定的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个宏伟蓝图，成为在“文革”艰难岁月鼓舞人民的最强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擘画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蓝图，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绘制中国式现代化蓝图提供了历史基础。

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思想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擘画“四个现代化”蓝图时，虽然不可能对未来中国怎样走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作出具体安排，但在宏观战略把握和基本原则上，作为那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其中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无疑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思想因子。

（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特点和战略部署等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的基本定位。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1964年底，他审定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年后，朱德在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作了提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当说，“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中国如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探索和定位。

第二，“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毛泽东在1954年提出“两步走”的初始设想。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指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毛泽东曾对“两步走”的设想作了进一步思考：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前述经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1964年和197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及“两步走”的战略部署，要求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思想之源盖出于这个时期的设想。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还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这个“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思路，使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认识更加清晰。

第三，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早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就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随后，他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据此，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组织下，汇集六百多位科学家，并邀请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数月编制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在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取得巨大成就后，他就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科技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正是由于这样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毛泽东在审定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时，赞同将“四个现代化”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涵

第一，立足人口众多的现实。毛泽东分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首先强调，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目前，“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前所述，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有些人看来，只要五十年就能做到。毛泽东说：“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对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人口规模巨大的客观事实有充分的认识。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毛泽东投身并领导中国革命后，就为消灭剥削、消灭贫穷，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获解放，实现共同富裕，“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而不懈奋斗。在中国，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使广大农民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成为我们党的主要关注对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要逐步地集体化、组织合作社，走“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12月，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党在农村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这是我们党早期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1955年7月，针对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毛泽东提出逐步地实现对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三个月后，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

第三，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政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他还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讲：“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和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说：“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鲜明立场。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本质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有早期的积极探索和思考。

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选集》开篇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执政党。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关于发展人民民主。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1934年1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力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群众生活中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无上光荣的旗帜”。有了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就有了真正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强调“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特别是1962年初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心议题就是讲民主，讲民主集中制。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他还说：“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关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应当理解为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而这又与毛泽东为我们党创立的新文化观和倡导科学文化现代化有密切关系。首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党的新文化观作了界定。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的称谓——“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时代要求、丰富其内涵，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次，倡导文化表现形式的中国特色，要求科学文化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新思想，一定要通过民族形式来表现。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也是我们党直到现在还倡导的新文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如前所述，在对“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表述进行调整时，是他首先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并且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最后，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丰富人民的文化需求。这里最重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学习外国、洋为中用，是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基于上述思想，毛泽东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作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在关于如何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如何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等方面，进行了早期的艰苦探索，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行。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