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告解决大问题

1941年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分上、下两部分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这篇调查报告由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并推荐发表，他还亲自撰写按语，称“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会得到毛泽东的极力推崇？

一次关于边区运盐工作的调研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盐作为当时边区的重要资源，对外运销对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941年5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

对于这个决定，有些群众不以为意，更有些干部顾虑重重，认为此举得不偿失，导致运销食盐工作进展缓慢。

为深入了解运盐工作情况，以便制定相应政策，毛泽东让西北局的同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限3天内完成。8月13日，这项工作落到了当时在延属十县工委做秘书工作的高克林身上。

由于时间紧迫，高克林接受任务的当晚，便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开调查会，开始了这次调研。

摸清情况，抓住问题

在调查会上，高克林非常善于抓住问题，并敢于直击问题“靶心”：一不回避区乡同志工作上的不力，比如，“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注意检查，和他谈话，也不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三头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二不为困难找借口，比如，“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两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之忍耐，困难就都可胜利地克服了”，等等。切实做到了奔着问题去、把情况搞清楚，为接下来写好调查报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细致入微，一目了然

13日当晚，高克林根据记录概要整理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经验教训等，写成一篇调查报告。

在表述途经各地概况时，调查报告不仅详细记录了道路的里程情况，还把沿途草的分类、价格写得清清楚楚。比如：“芦家角至乱石头川，在沟里走，有兵站，买草（每百斤山草三十元，谷草五十元，麦草四十元）。”“乱石川至三里庙八十里，有兵站，干草每百斤五十元。”……

在表述沿途生活情况时，高克林写道“给店里柴火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还分析出这“完全看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好或弄不好来决定”……

在表述赚赔问题时，不仅精确到每头驴身上，“若每驴能驮一百五十斤盐，按现在盐价每驴保证赚钱一百元以上。”还指出脚夫的所言非实，“说二、三、四乡每驴只驮一百一十斤，一乡驴驮一百三十斤是脚夫说的，一定‘打埋伏’——因这里一般驴子可驮一百五十斤。”他还分析了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的花费情况，指出“则每头驴可省五十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类似这种细致深入的表述在文中随处可见，让人读来明明白白、一目了然。

文风简洁，平实自然

第二天，高克林派人将调查报告送往延安。这篇调查报告整篇没有“穿靴戴帽”，没讲一句运盐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是开门见山，上来就直奔主题。

调查报告全文虽然不足3000字，却谈了七大方面近40个小内容。七大方面内容为：（一）应去驮盐的牲口未征集够的原因；（二）运盐往返的天数、路程、站名及各地概况；（三）沿途的困难；（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发生的问题；（六）附注（即费用和赔赚问题）；（七）经验教训。

七个大方面下的小内容，大多就是一两句话的表述，基本都是“干货”，通篇没找到一个形容词、一组排比句和一个多余的字。但读后，人们对鲁忠才运盐时的路况一清二楚。如“鄜县至张村驿七十里，有五条沟，路难走，水草好”“张村驿至烂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好走，（可以）割草喂牲口”等，平铺直叙，不拖泥带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这次调研有力推动了边区运盐工作

高克林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一头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15元；好驴赚得多，弱驴赚得少，这就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了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六百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得出了“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最终有力推动了边区政府的运盐工作。

毛泽东对这份调查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推荐到《解放日报》发表，还亲自撰写了编者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这篇调查报告成为当时延安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编印《毛泽东选集》时，就把《鲁忠才长征记》作为毛泽东的长篇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附件收录了进去。

39年之后，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宣传动态》第40期上重印了《鲁忠才长征记》，并加写了按语，认为这篇调查报告“生动具体，引人入胜，的确是值得称道的”。

82年来，《鲁忠才长征记》不但没有被历史遗忘，反而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撰写调查报告的典范。这与其踏实的作风、极简的文风密不可分。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今天，重温《鲁忠才长征记》很有必要，学习借鉴其中蕴含的作风和文风，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工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大有裨益。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