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民间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

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Рифтин，1932—2012年），是20世纪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曾任苏联国家总统顾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等职。李福清治学严谨，学术精深，精通多国语言，尤其钟爱中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发表各类研究成果300多种，取得了享誉世界的学术成就。李福清热爱中俄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在全世界宣传中国文化，获“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等多项大奖。
       结缘汉学研究
　　李福清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受伯父东方学家阿·巴·里夫京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李福清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由于学校缺少中国教师，学习汉语口语成为李福清面临的主要困难。1951年，李福清来到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米粮川回族村学习汉语，该村是19世纪从甘肃、陕西迁至吉尔吉斯斯坦的回族后裔，在语言上依然保留着甘肃、陕西方言。这段经历不仅使李福清提升了汉语水平，也使他开始接触中国民间故事，了解了《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的情节，对这些故事深深着迷。
　　1955年，李福清大学毕业进入莫斯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组从事研究工作，他将研究重心放在孟姜女故事上，探索这一故事在口头传说、民歌、地方戏等不同体裁中的具体表现。1961年，李福清发表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取得副博士学位，该文赢得了中国、苏联、意大利等国家学者的广泛赞誉。
　　1962年，李福清从民间文学研究组调入东方文学研究组，该部门不同意李福清从事单纯的民间文学研究，他转而开始探索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传统之间的关系，确定以小说《三国演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搜集资料深化研究，1965年李福清来到北京大学，跟随民俗大家段宝林学习。1970年，李福清发表他的三国研究成果《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取得博士学位。1970年代前后，李福清进一步开拓视野，将蒙学、朝鲜学等东方学纳入自己的研究，注重挖掘远东地区文学的区域性联系。这些研究奠定了李福清世界级汉学大家的学术地位。
　　1980年代以后，李福清的学术研究进入成熟期，在拓展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年画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1980年代，李福清将老舍、叶圣陶、钱钟书、冯骥才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俄文出版，同时探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根源。2000年以后，中国年画研究成为李福清的研究重点，包括中国年画与民间传统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对年画的影响研究等方面，发表《中国民间年画及其研究问题——融入民众生活的艺术》等著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把民间故事作为研究主线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故事为主线，涉及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民间年画、比较文学等多个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
　　李福清大学期间受到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影响，后者将中国民间故事理解为打开中国文化宝库的钥匙。李福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理念，他在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各种体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民间故事与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内容进行比较，挖掘民间故事背后现实的历史背景，深刻解读民间故事情节中的语料内容，还原民间故事的社会文化语境，开辟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以海量详实的资料为基础。李福清认为，研究任何主题都要尽可能穷尽各种资料，为此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民间资料，同时吸收借鉴古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研究孟姜女故事时，他为了搜集散落中国各地的资料，向中国各省文联写信求助，得到了各省文联的积极响应，收获许多新资料，推进了相关研究。李福清还注重海外中国文献的收集和研究。1962年，他在列宁格勒研究所整理文献时，意外发现1832年中国《石头记》抄本，发表《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李福清善于发现学术问题，他的研究常常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学术争论问题开展。例如，他的《三国演义》研究是为了解决关于中国说书问题的学术争论：三国说书究竟是依据口头传统还是章回小说。李福清通过分析，系统比较《三国演义》与苏州、扬州等地说书人的评书记录，最终证明现代说书人的评书用的都是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的《三国演义》修改本。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李福清的研究中还有很多。
　　李福清非常重视细节研究，常常从微小的细节中得出结论。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李福清比较《三国演义》和说书中“周瑜看病”的故事，发现小说中该故事由26个动作组成，而扬州评话艺人康重华说书中该故事则由109个动作组成，得出口头说书往往把动作和情节分成更小的情节单元的结论。李福清的这些研究，既具有一般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也极具个人特色和魅力。
　　以整体观方法研究中国文化
　　李福清能够掌握和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同时对这些研究方法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李福清特别注重以整体观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他将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对中国文学进行综合性研究，这体现为李福清对民间故事、古典小说、现当代小说、民间年画等内容开展的关系研究。在此基础上，李福清将中国文学置于远东地区的范围内，从中国文化汉字区整体的角度研究远东地区的民间文学和文化。李福清还从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学角度理解中国文学，要求从世界文学整体中审视中国文学，揭示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这就使李福清的汉学研究具有了宏大的理论视野。
　　李福清不仅善于收集资料，尤其擅长运用文献学和目录学方法整理资料。俄罗斯汉学具有深厚的文献学传统，注重运用文献学方法梳理各种资料。李福清大学时代在阿列克谢耶夫、维·彼得罗夫等老师的指导下，逐步掌握了运用汉学工具书查阅资料、开展研究的方法，并对这一方法本身产生了浓厚兴趣。李福清的文献学方法，不仅将收集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编著不同专业的研究词典和目录，而且还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指出各类文献的优缺点。文献学的方法不仅使李福清的中国文化研究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也形成了大量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成果，出版包括《苏联几个大图书馆的东方藏书》《中国文学典籍目录补遗》等著作几十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
　　李福清还将形态学、历史诗学方法相结合，形成历史形态学研究方法。形态学注重共时态研究，关注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运用这一方法，李福清常常将故事或文学作品区分为若干个情节单元，发掘蕴含其中的母题。例如，在三国研究中，李福清选取比较《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花关索传》等著作中张飞长坂坡断桥的情节，指出这些情节中蕴含了勇士声音物质化的母题。历史诗学的研究方法则注重历时态研究，清理故事或文学作品的发展演变过程。例如，在三国研究中，李福清注重探索三国故事在历史上的流变，区分出史实记载、史诗故事、口头传说、元代戏曲、演义小说等几个发展阶段，探究其中蕴含的规律和特点。
　　这些具有传承性和创建性的研究方法，不仅使李福清中国文化研究具有科学性，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