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从启蒙主义到阶级革命

郁达夫在《大众文艺》的发刊词中陈述道：“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该刊侧重于翻译、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是一份文艺性的月刊。

《大众文艺》发表的内容大都取材于下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风格明快、语言简洁、易读易懂，很少有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空洞的说教。前六期刊物上发表译作最多和最有影响的是鲁迅。如，第1期发表的俄国淑雪兼珂的《贵家妇女》，从题目看似乎是讲述上流社会的故事，而实际则是描写一个付不起四个肉馒头钱的穷小子；第2期刊载了法国查理路易·腓立普的《食人人种的话》，暴露的是奴隶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第3期俄国雅各武莱夫的《农夫》，是一篇歌颂农民善良、忠厚、热情等美德的作品。鲁迅的这些译作取材生活、内容朴实、叙述通俗，遵循了《大众文艺》的“大众化”宗旨，更体现出鲁迅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夏莱蒂所发表的文章侧重表现城市中的无产者，撰稿人乐芝、秋莲等的作品则是表现那些失业落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品涉及大量的景色描写和心理刻画，在描写情愫涌动方面格外细腻，读来引人入胜。

相比于前期，《大众文艺》由陶晶孙主编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创作者变更，翻译作品减少，改以创作为主，诗歌减少、话剧增多，放眼当下、关注时代，文章内容明显更加通俗易懂，彰显出左翼色彩，左翼文学理念成为刊物的主导倾向。《少女的梦》揭示社会中存在的无法逾越的阶级鸿沟；《我当然是相信的》指出“东洋小鬼子”里也有值得联合的无产阶级；《婴儿的使命》展现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黑暗社会对生命和尊严的践踏……这些作品语言较少文艺腔，也没有刻意追求诗意场面，而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

身为党员的陶晶孙说，“大众文艺要负担强国战线的工作……大众文艺要扩大到落后的知识阶级中”。他通过《大众文艺》杂志响应“左联”号召，“利用一切表现方法的启蒙工作”，“在短时间内要进一步向半识字分子里面去，在经一部再向工农大众前进”。一场促进民众觉醒的文艺运动，标志着《大众文艺》的转型。《大众文艺》成为为无产阶级、左翼文学呐喊的阵地。

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左翼文学过渡的关节点上的《大众文艺》，可谓是大众文艺运动的“第一见证人”。起初，它的创办是对五四文学精神以及知识分子立场的接续，前期传递着郁达夫、鲁迅等人的“革命文学”主张。由陶晶孙接任主编后，对刊物进行重新定位和构建，凸显了大众化特征，明确了办刊宗旨及具体任务，进一步提高了刊物的品位和思想艺术内涵，收到了良好效果，使《大众文艺》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流变中独占鳌头，对文艺大众化的推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