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源,清代胶州人,出生于1815年,匡源13岁中秀才,25岁中进士,入选翰林,不久又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34岁入职上书房为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讲经。以后短短十几年里,受到朝廷高度信任,历任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乃至咸丰帝临终托孤而加封赐的赞襄政务大臣。在整个清王朝的汉员中,能够做到赞襄政务大臣的,匡源是第一人。但在辛酉政变中他被革除了一切职务。身处逆境的匡源仍自强不息,立身教坛,在清代山东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为齐鲁大地传承圣贤文脉、培养栋梁之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匡源被革职返乡途经济南时,路费已经告罄。当时山东巡抚阎敬铭是匡源的门生,他十分佩服其学识和人品。阎敬铭非常重视教育,他诚聘匡源出任泺源书院山长。
办好教育不光有好老师,更得有好院长。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颁布谕旨,将书院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而后又对书院的院长、生源、规则、课程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匡源在《泺源书院课艺》中提到:“余自乙丑春来主讲席”,也就是1865年出任山长。匡源任山长时期是泺源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他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在短时间内便延揽了一批名儒硕师至书院任教,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之中,亲自传道授业。除了担任泺源书院山长,匡源又应丁宝桢之聘担任尚志书院首任山长。身兼两院山长,这在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历史上独一无二,惟匡源如此。
匡源担任山长以来,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志,孜孜坎坎,扶持后进,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他常说:“读书而取科第乃分内事,必求所以重科第者,愿诸生更有进也。”旨在告诫学生,生当盛世,应明德静心,肩负起治理国家和百姓的重任,要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乾隆十三年,泺源书院制定了《训课条规》,提出“为学莫先于立志,为学莫要于寡欲,为学当敦实行,为学当秉虚衷,为学当勤讲读,为学当慎交”,匡源的教育理念也秉承书院“为国储才”的办学宗旨。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匡源选辑编印了多册教材,当作范文供学生使用。1867年,匡源刻印了《泺源书院课艺初编》及《泺源书院课艺二编》。1869年,匡源编刻了《泺源书院课艺三编》,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为之作序。丁宝桢在序中写道:“匡鹤泉先生主泺源书院讲席,日与肄业诸生考正文体……每月课艺多或至数百卷,必手自评点,详加删削,若塾师之教弟子,然其引诱后进用心可谓至深切矣。”可见,匡源亲自授课并且课时也非常多。1880年,匡源编选了《小题新编初刻》,选文50余篇,以供童试者读。1883年,朱学笃续辑匡源所选而未成之泺源书院《小题新编续刻》,共得文60余篇。教育学生秉持勤勉的躬耕态度。他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对经书义理“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居敬持志”。
匡源从政阅历丰富,曾出任乡试主考官和会试同考官,掌握选人用人政策和标准。推进创新。匡源为《小题新编初刻》作序:“吾故与之言信,乃取近人名作,细加评阅,共得文五十余首,因颜之曰‘小题新编’。夫所谓‘新’者,非惟句雕金玉,韵叶宫商之谓(即选文体裁、题材、出处、论理、行文等),谓其理新、意新、笔新、局新,令阅者一览其文,耳目为之一新焉”,可见他非常支持文章创新。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匡源根据学生水平的高低、天赋的大小和闻道的先后分类施教,以独到的教学方式和深入浅出的讲述,对学生在读书和研究学问方法上多加指导,力求使更多的学生成为栋梁之才。在他的指导下,学生进步很快。匡源担任山长17年,从学弟子达到3000人,外省慕名前来求学者无数,培养出中举人、贡太学以上者达400余人,其门生中成名者多至百人,有状元曹鸿勋、尚书张应麟、黄钰,翰林杨际清、法伟堂、柯劭忞等一批得意门生,成果之盛在清朝历史上少有。其中,法伟堂是胶州人,1889年中进士,授国子监学正衔武定府教授。后任青州海岱旌贤书院讲席总教,历时10余年,培养造就了许多人才,声望颇高。清末任济南师范教习所所长、《山东通志》总纂,著述甚丰,亦是名师。柯劭忞也是胶州人,他慕匡源大名入尚志书院,历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典礼院学士,曾是溥仪的帝师。他独立撰著《新元史》,参加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曾担任清史馆代理馆长、总纂,编成了《清史稿》。
1881年,匡源病逝于泺源书院,门生曹鸿勋为其立教思碑,述其传道、授业、为国育才的丰功伟绩。较之从政的辉煌,其教育生涯对山东的影响更是深刻,他的门生故吏遍及全国各地,在这块土地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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