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满怀豪情地指出: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了这里,“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到来,古城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焕发出了新的勃勃生机,并对外展现出新的亮丽容颜。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斗争信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积极倡导并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领导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不动摇。菲律宾归侨王唯真来到陕甘宁边区后感叹道,“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清新”“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倡导“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洋溢着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到访延安的英国记者贝特兰认为:“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给人以蓬勃朝气和希望的感觉”,这里“热气腾腾,充满活力”;在那里,几乎人人都显得年轻;在那里,人们能发挥出工作的最大热情”。美国记者毕森表示,“我们对延安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与其说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活动,不如说是延安人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和气氛,吸引了追求自由、思想革命的学生从中国各地奔向延安”。
刚来延安不久的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不禁“被深深感动了”,认为“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进行深入交谈后坦承:“过去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无私的人,在这里我见到了,共产党人就是无私的人!”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生动体现着坚定的人民立场与真挚的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朱德在延安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时刻发扬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在陕北采访时,中共领袖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清廉形象令他印象深刻,他感慨地写道:“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在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眼中,陕甘宁边区“公务员洁己奉公,生活朴素”“纪律严明,政治廉洁”“骄奢淫侈之风,早已根除;民风淳朴,生气勃勃,令人振奋!”
1946年,美国记者斯特朗来到延安,“当地生活艰苦,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享受”,然而斯特朗“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和创造世界的人息息相通”,以至于她后来反复表示要留在延安,不愿意离开。驻延美军观察组成员高林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周恩来在给拟回国参加抗战人士的信中写道:“惟本路军生活艰苦,无所谓报酬,所可获得者即精神之自由畅快与能力之尽量发挥也。”这应该也是延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魔力”所在,这种“魔力”代表着理想与信仰,代表着使命与担当,代表着宗旨与情怀,代表着精神与作风!正是延安精神、延安作风的这种巨大“魔力”,吸引着一批批爱国青年纷至沓来。
美国《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延安体验考察了十天,临走时不胜感慨:“真的,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伊始,就着力把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打造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锻造具有坚定信仰信念、较高政治觉悟、忠诚党和人民事业、思想作风过硬的大批数量的优秀干部队伍。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延安好作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革命性锻造中百炼成钢?》)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