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深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他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周恩来严格要求亲属，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

“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

周恩来对领导干部和家人反复强调要过好“五关”。1963年5月29日、6月13日，周恩来分两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过好“五关”的道理。讲到过“亲属关”时，周恩来认为“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关键在于不受亲属的影响，防止亲属利用自己的权力干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事情。周恩来举了秦始皇溺爱其子，结果秦二世昏庸无道而亡的例子，呼吁领导干部“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他还提出：“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周恩来是过好“五关”的典范。江苏淮安是周恩来的出生地，他自小在淮安镇淮楼西北隅度过了12个春秋。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赴东北求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淮安县委几次想修缮周恩来老家的房屋，建立纪念馆，周恩来得知后坚决反对。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接到弟媳陶华来信，得悉淮安县委准备修缮他家房屋时，除派办公室人员去电制止外，又写信给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并转淮安县委：一、政府为我家修房，“万万不可”，即汇款50元，请只将屋漏部分修好；二、除留陶华住所外，其余交公；三、公家接管后，“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四、公家如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五、为提倡平坟，请即将我家坟墓深葬，“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信中一再提出不要引人参观他家房屋，“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1973年11月，周恩来在得知有不少人前往江苏淮安寻找其旧居、要求参观的情况后，便叮嘱工作人员吴庆彤转告淮安县委加以调查后向他汇报。11月17日，周恩来向淮安县委正式提出关于处理其旧居的三条意见：不要让人去参观；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房子坏了不准维修。在淮安县委常委根据这三条意见作出有关决定后，他才表示满意，并多次询问决定的执行情况。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淮安县委又把修缮周恩来故居之事提上议事日程。邓颖超知道后十分不安，她无论如何也不愿违背周恩来生前的意愿。11月25日，邓颖超致信周恩来侄子周尔辉、侄媳孙桂云并转淮安县委领导同志，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修房子。信中说：“关于整理修建你们的伯父周恩来同志的故居一事，你们及时告知我，这样做很好；你们的三点意见也是正确的，既遵循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的主张，所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我作为周恩来同志的家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恳切地要求县委同志立即停止修建之事。”但是，考虑到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淮安县委最终还是决定重修周恩来故居。1979年3月5日，经江苏省委批准，周恩来故居经过修复后正式对外开放。对此，邓颖超没有再说什么，生前也没去参观过周恩来故居。

“人生赖奋斗而存”

周恩来谆谆教导亲属，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1946年6月，面对堂哥周恩夔、堂嫂陆淑珍希望帮忙介绍工作的请求，周恩来回信表示拒绝并告诉他们“人生赖奋斗而存”的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严禁亲属搞特权。这“十条家规”是：

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时看看；

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不许请客送礼；

不许动用公家汽车；

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去办；

生活要艰苦朴素；

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出周恩来对亲属的严管厚爱，是其清廉家风的具体化，其核心是决不搞特殊、决不享特权，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周恩来还特别叮嘱亲属，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不许打着总理亲属的名义，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弟周恩寿觉得自己名字的前两个字太敏感，为避免使人产生与周恩来有关的联想，就一直以“周同宇”为名与外界交往联系。周恩寿晚年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多少年来，附近的居民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的亲属。周恩寿晚年患病，导致半身瘫痪，身边只有夫人照顾，老两口生活非常困难。其实，周恩寿有6个子女，但他们都遵照伯父周恩来的指示，奔赴祖国各地。

1968年夏，周恩寿最心爱的小女儿周秉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赴内蒙古插队落户。1970年冬，周秉建申请参军，获得批准。1971年元旦，穿上军装的周秉建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北京向伯父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看见周秉建很高兴，迎上去拉起她的手，边走边说：“小六（周秉建在周恩寿6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周秉建感到委屈，勉强地吐出一个“能”字。在饭桌上，周恩来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中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建脱下还没有穿热的军装，揣着周恩来温暖的嘱托返回内蒙古。1975年10月，周恩来在重病之中，得知周秉建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便托邓颖超转告周秉建：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周秉建扎根内蒙古近30年，始终与牧区群众打成一片。

“革命情义万年长”

周恩来与邓颖超伉俪情深、相濡以沫。1964年端午节前，周恩来一直忙于中央工作会议和接待外宾等活动，很难与邓颖超团聚。6月14日端午节当天，邓颖超写了一首诗给周恩来，以寄深情：“夫妻庆幸能到老，无限深情在险中；相仳相伴机缘少，革命情义万年长。”这首诗也是他们感情的真实写照。

虽然周恩来和邓颖超是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公私分明。平时他们夫妻间沟通交流的范围很广，却很少谈及各自工作上的事，尤其是那些周恩来认为邓颖超不该知道的事情，绝不会对她透露一个字。邓颖超在《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一文中回忆了1927年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事情，“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邓颖超在文中还写道：“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我们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例如，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也向我保密。……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

周恩来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海大地。1975年，周恩来得知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时，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11月11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重病之中对邓颖超说：“我和你是约好的骨灰不保存。对于我的事不能超过任何人，不能特殊。”周恩来逝世后，遵照其遗愿，将骨灰撒在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1992年邓颖超病逝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她的遗嘱。这份遗嘱写于1982年，是她在1978年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上的补充。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问题。1978年7月1日，邓颖超郑重地写下给党中央的一封信，对于自己的后事提了“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等五条要求。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将这封信重新抄写了一遍，补充了同周恩来共住的房舍交公使用，勿搞故居和纪念；对周恩来的亲属勿给予照顾安排等新的内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遗嘱诠释了他们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境界，虽已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仍然令人为之动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周恩来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家教家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