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后以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谥“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影响了宋朝一代文风。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也成就卓著，苏轼称他“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在史学方面，他与宋祁合撰《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以下简称“欧史”）。一个朝代有两部正史，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唐和五代。与《新唐书》官修不同，《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因而独具特色。
       缘起与成书：修史鉴今
　　唐末五代，天下纷扰，割据势力迭兴迭废。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由于战争频仍，导致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社会秩序大乱，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关于这一段历史，先是有宋初宰相薛居正（912—981年）监修《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又称《梁唐晋汉周书》，以下简称“薛史”）。宋初修五代史，意在探寻治乱之道，正褒贬、资治鉴。《修五代史诏》云：“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旧五代史》开纂于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次年（974年）闰十月书成，历时一年半便成150卷。薛史诞生60余年，欧阳修又独撰《新五代史》，欧史成书和出版后，薛史的关注度逐渐降低。
　　缘何欧阳修要凭一己之力重修新史？其一，薛史成书时过速且出于众手，其重在拾掇典故旧闻，义理上“垂楷模”“正褒贬”的追求难以完全实现，且当时还存在部分割据政权，北宋统一后，国家政权才逐渐稳定，时人渐渐对仓促成书的薛史不满，建议重修五代史。其二，欧史的诞生源自作者更为明确而迫切的现实关切。欧阳修于景祐元年（1034年）任馆阁校勘，面对北宋政权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他曾感慨，“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欧阳修认为《旧五代史》多有繁猥失实，起不到“垂劝戒、示后世”的作用。为革时弊，他一方面与范仲淹等人积极倡导新政，同时极力推动经学“变古”，试图扭转宋初以来学界的守旧风气，以为政治变革之羽翼。故重修五代史有很强政治功用，是其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欧阳修自景祐年间修撰《新五代史》，直至其晚年，历时30余载，可谓苦心孤诣、耗尽心血。皇祐五年（1053年），欧阳修在写给友人梅尧臣的信中谈及“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同时又叮嘱友人，“此小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欧阳修深知“笔削旧史，褒贬前世”，斯事体大，疏忽不得。他慎之又慎、精益求精，还要再精加考定，才愿意公之于世。欧阳修去世后，宋神宗始诏取其书，后付国子监刻印。欧史一出，就大为流行。北宋亡后，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至于南宋，更是独尊欧史。
       体例与内容：推陈出新
　　虽然欧史的一些内容也取材于薛史，但无论体例还是内容，两史都有较大不同。薛史将五代各朝断代为史，独立成书。各书之中，先本纪后列传。传主死于某朝则列入某朝传中，且不设类传。这样的设计，操作非常方便。五书之后，便是记载割据政权的《世袭列传》《僭伪列传》以及《外国列传》。薛史尊五代为正统，十国为伪朝，意在凸显继承后周的宋代为正统。但从实际历史情况来看，十国与五代并立于世，不分正伪，以立国时间论，十国犹长于五代。且《外国列传》中的一些内容，也并不恰当，这也是薛史用时短的原因之一。
　　欧史记载的时间断限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至后周世宗显德七年（960年）北宋建立，共计50多年的历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十卷、十国世家年谱一卷、四夷附录三卷。体例上效法《史记》，不以朝代为界限，将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本纪、列传分别贯通。列传后，十国立为世家，不同于薛史列入《僭伪列传》，不以是否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而区别正伪。这些都是欧阳修大一统历史观的体现。列传部分，以类传形式设立，分为《家人传》《死节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等。名目繁多的列传，最能体现欧阳修的褒贬。如将皇室传记分别入《家人传》，强调血缘宗亲是礼法正统；将不专事一朝之人列入《杂传》，将在唐禅位于梁过程中有功于后梁的六名唐朝重臣列入《唐六臣传》等，指斥不忠、褒扬死节。对历仕多朝的大臣冯道（882—954年），薛史赞其“得大臣之体”，欧史则列入《杂传》以示贬抑。当然，这样的体例编排也有一定的不足，就是强行分类未必完全准确，且有的类目人物过少，比如《宦者传》只有两人，比例失衡。欧阳修之所以这样编纂安排，应该还是出于褒扬贬抑的教谕目的。
　　典章制度为历来史家所重，薛史编为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十志。欧史则以“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只作司天、职方二考。欧阳修认为五代十国时期礼乐崩坏、斯文扫地，所以只记述了天象历法和地理沿革，也即为现代所说的自然地理。欧史中的《司天考》整合汇总了薛史中的《天文志》《历志》《五行志》，以编年记载。同时《职方考》也对薛史中《郡县志》进行了增减，并采用表谱形式。欧阳修对典章制度颇有研究，在修撰《新唐书》诸志中便多有创见。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职方考》：“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非薛史所能及。”
       价值与评说：固本兴新
　　古今论者对薛史的评价较为一致，其优点主要集中于史料丰富翔实，而缺点在于叙次烦冗。薛史史料主要来自五代实录，保存了五代时期大量的诏敕、奏疏，且修撰人员大多有亲身经历，存史价值很高。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注意利用薛史，明朝修《永乐大典》时也多录其文，都是出于对其史料的信赖。因《永乐大典》已散佚，现存不足原本的4%，辑佚本《旧五代史》的资料尤显珍贵。
　　欧史后世评论甚高。其凝聚了欧阳修毕生的新儒学思想与政治理念。苏辙称“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与迁、固相上下”。南宋以后，理学大盛，欧史以史明经的春秋笔法，更受学人欣赏，加之欧阳修声名之重，欧史地位愈发提高。清代学者赵翼云：“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文直”是指效法《左传》“尽而不汙”，秉笔直书，褒贬善恶。欧阳修以文入史，笔法精严，深得《春秋》之意，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事核”是谓考辨之功。单就史料而言，薛史编撰仓促，对史料的考辨显得不够精细。相比之下，欧史在史料搜集广度方面则更有过之，除五代实录外，又有南唐、吴越、北汉等地史料，以及金石、野史、笔记等材料，所以后人誉称《新五代史》“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时，可资参考、依据的史料较薛居正编撰《旧五代史》时更为丰富，因此，欧史不仅增补了新的史料，同时还对薛史中的错谬进行了订正。此外，欧史在内容叙事上强调“简而有法”“删繁存要”，坚持“善恶明”“是非公”的原则，加上欧阳修自身深厚的文学修养及卓越的政治才能等原因，相对于薛史的因袭墨守，欧史则更加规范、严整，更具创新性，更有纪传体通史的独具特色。当然，对于欧史，也有学者认为有不足之处，如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认为：“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
　　总之，在已有官修《旧五代史》的情况下，欧阳修秉持以春秋笔法阐释微言大义之心，融汇儒家治世主张，编撰《新五代史》，其修史精神值得赞叹。这部书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辞凝练，史论结合、自成一家，既是五代十国历史资料的重要参考，也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