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最主要的形式是进行武装斗争。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研究军事、指挥作战，对武装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怎样建设人民军队，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胜仗，建设什么样的国防、怎样建设现代化国防等重大问题，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议会民主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反革命的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压。我们党成立初期，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党的一大纲领中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这表明，我们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由于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缺乏深刻认识，陈独秀以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对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这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毛泽东后来比喻说，“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血的教训使党认识到，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8月7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领导秋收起义时，他进一步指出：“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党还领导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逐步建立和发展自己领导的革命军队。毛泽东、朱德在斗争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对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8年11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同的内容，但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处在“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这样的环境中，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有了枪就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他还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这些论述是对武装斗争的理论阐述，也是对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揭示。
　　基于对“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深刻认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引领我军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提供坚强保证。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指出：“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据此首先提出人民战争这个概念，强调要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中国革命长期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要战胜敌人，必须使革命战争与广大民众相结合，在民众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为起义军取名为“工农革命军”，就是要建设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人民军队。
　　为了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完成党的任务，毛泽东提出和总结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特别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改变了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9年6月，针对红四军内部关于军队指挥权归属的分歧，毛泽东充分肯定红二、四团建立起党的领导权的做法，强调军队归党支配，“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军魂和命根子，是保证人民军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所在。
　　针对红四军在部队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系统总结经验教训，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这些规定很快在红四军内得到贯彻，随后在其他红军队伍中也逐步得到施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动员广大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他明确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鲜明口号，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样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陕北，毛泽东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1944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事实一再证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军魂不变、本色不改，为党和人民冲锋陷阵，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
　　“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是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的恢宏气度和鲜明特点。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博采古今中外战争理论的精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不仅深刻阐述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战争规律、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在革命战争中，他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军队打败了国内外一个个强敌，演出了一幕幕人民战争活剧。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概括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在这一军事原则指导下，红四军连续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在随后的战争中，他们又在探索中提出一系列作战原则：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打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扩大战果。在这个过程中，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赤卫队相结合，使主力红军的战争与人民的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1930年12月，毛泽东为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写了这样的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生动地诠释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的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的战略战术。
　　1936年12月，毛泽东从研究和把握战争规律的高度，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包括积极防御、战略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以及慎重初战、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问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进一步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持久战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根据战争的发展，概括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包括“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等。这些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人民军队在以往作战中一贯遵循的，也是此后消灭敌人必须继续坚持的主要方法。
　　作为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熟知这些军事方法，并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毛泽东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也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的失败。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些方法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实行，也只有这些方法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性。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
　　中国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强大国防来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近代以后，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其重要原因就是国防落后、军队虚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刻汲取旧中国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惨痛教训，强调要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强调“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人民军队和军事建设作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同时，毛泽东认真总结战争经验，大力推动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他提出“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强调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培养。遵照中央军委指令，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幅度精简整编，同时对军队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调整，在原有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以及炮兵、装甲兵等各兵种领导机关及其所属部队，人民解放军初步发展成为军兵种较为齐全的军队。
　　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毛泽东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构想，其中一个就是“现代化的国防”。他深刻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非常重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1955年1月，他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历史证明，重点突出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的战略决策，不仅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后来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