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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上海进入两会时间。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对外公布。
“……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赋予浦东新区更大自主权，支持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方案》开宗明义，对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了总体要求。
寒潮中，上海气温已连续多日在冰点徘徊。这份《方案》的公布，迅速在上海两会会场引发热议。
2023年，上海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其中浦东新区达1.68万亿元左右，占比约三分之一。浦东的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对于上海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意义重大。
“浦东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我们要把它打得更好。”1月23日下午，上海市人大浦东新区代表团联组审议市政府工作报告时，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的话，令与会代表产生共鸣，也倍感责任重大。截至1月25日中午，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已经收到9件有关浦东引领区建设的联名议案。
在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陈吉宁再为浦东压担子——“经济要挑大梁，改革要当先锋，民生要作标杆。”
“繁重”之处，是继续攻坚克难的靶点
“1993年的黄河路……”热映电视剧《繁花》中，主人公阿宝在旁白里不断提起的这段时空，勾起不少观众的记忆。
回首过往，倘若把这时的“黄河路”看作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的光鲜“缎面”，那么，约5公里之外，黄浦江对岸浦东大道141号的那栋灰黄色小楼，则代表着当时上海经济发展的厚重“里衬”。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正式在“141号”挂牌成立。此前3年，轰轰烈烈的浦东开发开放已经全面展开，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纷至沓来，不但让浦东“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更带动整个上海向世界开放，一头扎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造就“黄河路”“进贤路”的火热。
开发开放30多年过去，“领头羊”浦东何以继续承担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陈吉宁在参加浦东新区代表团审议时，一连用了四个“繁重”来分析上海和浦东的形势任务：“新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高质量发展的任务更为繁重；面对产业转型升级，改革攻坚的任务更为繁重；面对‘卡脖子’突出难题，提高科技竞争力的任务更为繁重；面对城市转型发展，改善民生的任务更加繁重。”
“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新飞跃。”从设计之初，浦东开发开放就不只是为“开垦一块处女地”，更为塑造上海城市功能；其意义不止于上海一域，更在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发展大局。
从1992年的“一龙头、三中心”，到2001年的“四个中心”，再到2014年至今的“五个中心”，浦东始终居于上海城市要位，不断在改革开放的各环节各领域当引领、作示范。
当前的“繁重”之处，正是亟需浦东继续攻坚克难的靶点所在。
比如航运。2023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915.8万标准箱，连续14年排名世界第一。再回首，上世纪90年代，亚太地区神户、釜山、高雄等纷纷竞逐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地位，上海能从中脱颖而出，堪称成就斐然。
“在高端航运服务对全球资源的配置上，制度性开放的要求更高了。”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严伟直言，当前，与伦敦、新加坡相比，上海在海事仲裁等高端航运服务上还存在短板，应建立接轨国际通行规则的海事仲裁制度和快速争议解决机制，推动亚太国际仲裁中心建设，“还要加快布局数字智慧、绿色低碳等新赛道，及早在细分领域取得领先。”
规则标准，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口
同样在规则、法治层面谈开放的，还有上海市律协副会长、上海市乔文律师事务所主任韩璐代表。
“除了去国外的学校、律所学习外，我们应该把人才更多送到国际组织里，并且让他们待的时间更久一些，能够和国际公法的思维、体系真正融合在一起。”韩璐说，法律服务领域之外，在党政机关里也要培养了解国际法律体系的涉外法治人才，从政府层面提高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开放布局更快一点，与国际同行相处更久一些。代表们“与国际接轨”的建言，和《方案》内容同频共振：
——优化涉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根据相关授权，探索在浦东新区注册的涉外商事纠纷当事人自主约定在浦东新区内适用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仲裁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
——深化检验检测和认证体系改革，推动中外标准互认。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国内标准制定。
——推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在前沿产业发展、跨境和离岸金融、新型国际贸易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支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
加大规则标准等开放力度，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口。《方案》中的不少内容是外资外企所关注的：“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实施浦东新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探索有序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市场外资准入限制”“加强文化领域合作交流，建设上海文化艺术开放交流区”。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融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琰认为，应该用法治化手段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吕琰用案例谈到对浦东新区法规寄予的厚望：2022年11月，第十三部浦东新区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出台；半年后，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百度智行、AutoX安途、小马智行等三家企业的15辆车就获得浦东新区政府首批发放的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许可。“无人车”合规上路。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此次公布的《方案》，措施更加细致，包括“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按程序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用法治方式，进一步健全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让不少代表、委员为之振奋。
“用好、用足浦东新区立法权，做一些先立后破的尝试。”对此，韩璐代表充满期待。
企业主体，孕育创业产业发展机会
2023年，上海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1.6万亿元，其中浦东新区规模达到7500亿元，占比近半。
先导产业代表未来，规模与质量都依赖科技创新。
“现在创新创业的难度大幅增加，原来拷贝、超越、迭代的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上海钛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晶代表说，唯有抓住规则、规制、标准等制度性的开放机会，才能抓住新的发展机会。
在潘晶看来，新赛道出现有很窄的窗口期，传统产业转型亦然，上海三大先导产业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挖掘新的市场，从而抓住机遇，“在我们从事的智慧医院建设细分领域，建议是否能以对应的产业单项或者新基建的预算投入形式，给予企业和产品支持，通过在医院的广泛应用示范，实现大场景的构建，从而孕育新的产业发展机会。”
作为经营主体，处在创造、生产第一线，企业负责人无疑在科技创新中有更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创意，是重要的创新主体。无怪乎《方案》中明确，“在符合相关规定前提下，建立以企业家为主体的重点产业首席制造官制度。”
作为金融领域的企业家，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坚代表讲述了他关注到的现象：创新药不断面世，但由于研发成本高、药品价格贵，很难进入医保目录，“这既不利于化解老百姓买药贵的难题，也不利于创新药的推广和应用，更不利于药企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许坚看来，从国际经验看，商业保险是实现创新药推广使用的重要渠道。他建议，针对药企接触客户难、转化成果低的特点，搭建药企与保险公司联动模式，围绕商业保险客户群体进行产业推广，将基于张江药谷研制的创新药产品，推广至全国各类寿险公司、健康险公司等，借助保险公司的销售渠道，把新药品嵌入到保险公司的产品信息中，实现海量获客，达到更好的转化效果。
“我们将实施大企业培育行动，聚焦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的新赛道企业，打造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行业引领力、产业带动力的本土超级大企业。”上海市人大代表、浦东新区区长吴金城说。
浦东总是不止于浦东。正如《方案》中说到的，要“围绕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率先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探索经验。”
肩负新一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浦东再出发，挥写新篇章。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