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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中国长征精神研究》主编、原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院长罗范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讲述长征故事，阐释长征精神。
从实际出发，实现独立科学正确决策
记者：长征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内涵，在长征过程中有怎样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内涵对于长征取得最终胜利，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罗范懿：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冲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导致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战士折半，全体官兵开始深刻反思：携带大量辎重的“搬家式”转移严重影响了队伍行军作战，去湘西会师等于钻进敌人的包围圈，李德的“城市堡垒”战略战术完全不适用于中国革命道路……将士们呼唤毛泽东率领军队！
按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军队伍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历经能够充分彰显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精神内涵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对长征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1935年6月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两支队伍要集中于中革军委统一指挥，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部署由两支队伍协同作战，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但是时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拖延北上行动。
张国焘一方面倚仗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另一方面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过于强大，不仅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反而坚持率领部队南下川康边地区。张国焘的错误坚持，致使所带领的部队不得不改道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北上，许多红军战士三过雪山草地，损失3万多人。
红军长征到四川松潘后，于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以及后来毛泽东连夜率部队赶到甘南迭部，于1935年9月召开的俄界会议等，几次改变了北上还是南下等红军长征的方向，用实践证明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红军长征环境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它对于长征战略决策的科学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紧密团结，以大局为重争取胜利
记者：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内涵，表现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故事中。您认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够体现这种精神内涵的人物与事件有哪些？
罗范懿：毛泽东是长征途中践行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精神的典型代表。作为时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中央机关转移前，博古、李德等人甚至打算不让他随中央转移，在长征开始前几个月，就以去江西于都调查研究为名，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驻地瑞金。毛泽东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在于都兢兢业业认真调研，就连红一方面军在于都集结出发的9个渡口、上岸地点等，都逐一亲自考察确定。
长征途中，在1934年12月召开通道会议前，毛泽东又为队伍往何处去而操心劳力，提出反对李德、博古带领红军去湘西、钻进蒋介石“口袋”的主张时，既要顾全大局，又要守纪律、讲团结，在组织原则性和工作灵活性之间竭尽心力。
周恩来也是长征途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典范。1934年，率领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是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成员的“三人团”，他们掌管着党中央和红军内部的最高权力。眼看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排挤，为了争取毛泽东加入长征队伍、帮助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采纳，周恩来殚精竭虑、巧妙周旋。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荐毛泽东回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指挥红军作战。最开始，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只是周恩来的助手，但是周恩来能够顾全大局，以毛泽东为主，自己甘当毛泽东的助手，很快又把毛泽东推到军事指挥统帅的位置。
朱德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故事更加动人。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他张弛有度、原则性和策略性并举，进行了坚决抵制，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表现在他的坚守原则。比如，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自行组织会议，批评党中央率领红军北上是分裂逃跑，朱德同他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一再表示：“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其次表现在他的策略抉择。比如，1936年1月，张国焘一再致电要求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朱德对此提出过渡性策略：“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这一策略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使双方关系有了缓和余地，有效维护了党内统一。
为了阻止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朱德既无畏又忍让，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一切以大局为重，因势利导，使激化的矛盾逐步缓解，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党内的团结稳定，为平稳局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事迹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精神的经典例证。
（《人民周刊》2024年第21期）
（责编：张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