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歌曲《春天的故事》,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歌词中的“老人”,便是今年正逢120周年诞辰的邓小平同志。
作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秘书,中国科学院文学艺术联合会名誉主席郭曰方参与整理了在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有关科教工作的指导方针文件。近期,他向本刊记者回顾了这一段史实。
玉泉山谈话确定我国科教工作指导方针
记者: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出了有关我国改革开放后科教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对这一段历史,您有怎样的独特记忆?
郭曰方:那是1977年5月,我正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一天,几十个研究所的中层及以上干部都在院部大礼堂开大会。突然,我接到邓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他说:“郭秘书,请告诉方毅同志,小平同志在玉泉山,如果方毅同志有时间,请他到玉泉山来一趟。”
我赶快跑到中国科学院院部大礼堂。当时,方毅同志正在讲话。我写了一个条子,放在他的面前。他一看,是邓小平同志召见,当然是一件大事,于是立刻对在座的同志说:“中央领导同志找我有事,我必须马上离开会场。”就这样,他请中国科学院的其他领导主持会议,匆匆到了玉泉山。下午1点左右,他回来后见到我,笑眯眯地,非常高兴,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我们有办法了!小平同志自告奋勇,要抓科技和教育工作。”还叮嘱我:“小郭,你找几个人,把小平同志跟我们谈话的内容连夜整理出来。”
很快,我们就把邓小平同志在玉泉山的谈话整理成了文字稿。那时是不可能也不允许录音的,只能依靠方毅同志和其他在场同志的回忆来整理,这就是后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为我国科教工作奠基
记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了哪些议题,对我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郭曰方:1977年8月4日至8日上午11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由方毅同志组织,邓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为期4天半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主要听取了大家对今后我国科技教育工作怎样搞上去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也请大家诉了诉苦,因为过去10年有一些科学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那几天的会议我都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希望大家放下包袱,有什么话都可以在这里说。他还特别幽默、特别亲切地说,在过去的10年动荡中,“很多同志讲过一些错话,甚至批判过我,没有关系,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尽快把科技教育工作搞上去”。原本他说,因为比较忙碌,所以可能有时要请假,不一定每天都能参加。而事实上,4天半的会议,邓小平同志一分钟都没有离开,每次都是准时到会。
在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在玉泉山谈话的基础上,就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做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补充,并决定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恢复高考,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而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科学会议,会期持续了近半个月。会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的科学发展历程,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的科学发展规划,并对过去几十年来为我国科学发展作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奖,开得非常热烈。这场科学大会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规划、绘出了蓝图。
(《人民周刊》2024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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