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家”，全民抗战的缩影

一户“抗日之家”，满门忠勇志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特务团政委郑海亭之女、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郑闽江的家中，六人当八路，一门两烈士。

这是一个典型的“全民抗战”家族。郑闽江的父亲郑海亭，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独立自由勋章；二舅吴洪云参加抗战时仅有十二三岁年纪；大姑父于俊杰在日军“扫荡”中，如董存瑞一般为炸掉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在这个家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等抗战精神的内涵，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郑闽江却将这个“抗日家族”的典型性，视作普遍性。“在那时的山东，非常常见，抗日的情绪不得了！如果没有老百姓对日本人的恨之入骨、倾家荡产支援前线、非打赢不可的坚决抗日，就不会有这么坚强的八路军！我家当八路，有什么奇怪的？”

 

 

红色山东，滋养抗战精神的沃土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堐头村，一座不大的村庄中曾有38名地下共产党员，郑闽江的姥姥荣延桂、姥爷吴忠立都是其中成员。“抗战时期，家里曾是党的地下交通站，掩护了不少同志。我姥爷任站长，是20世纪30年代初入的党。家里的孩子从小就帮着站岗。”

郑闽江记得，姥爷家的梨树下有一口水井。小时候，她见过在井里挖的秘密通道和暗室，暗室中还藏过北海银行的机器。她的大舅吴洪鳌参军做了保卫干事，将家中暗室变成了与日伪军斗智斗勇、守护人民财产物资的“地下战场”。

在局势危如累卵、国家风雨飘摇的抗战时期，选择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真的是有信念、有理想，当时是要掉脑袋的！一个村子才多少人！全民抗战，‍‍每个人都在抗战，每个家庭都在抗战，这就是匹夫有责！”郑闽江认为，是深厚的红色革命基因，使山东成为滋养抗战精神的沃土。

山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孕育出王尽美和邓恩铭两名党的一大代表。郑闽江深入研究过这一段历史：“他们都是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成立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人数不少，这才推选出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五四爱国运动同样与山东关联密切，‍‍不仅运动源起于日本对山东权益的争夺，山东的请愿活动亦是此起彼伏、如火如荼。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受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接受共产主义的程度非常高。”郑闽江的二舅是走上抗日革命道路时年纪最小的家族成员，跟随原临淄县第二小学校长李人凤参加抗战时只有十二三岁，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他自幼浸润在革命思潮中，加入共产党时年仅15岁。

“仗打起来后，由于他年纪小，想让他回来，他死活要跟着，坚决不回家，当了小通讯员。”郑闽江曾回村里寻觅二舅的生命印记，找到了同一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证明人。

郑闽江的二舅‍‍是1937年至1938年间参加抗战的，解放战争时期在辽东军区宣传部工作，牺牲于保卫吉林四平的战斗中。郑闽江的姥姥闻讯赶去，没能找到遗体。

全民抗战，参军救国的视死如归，留守家中的坚忍不拔。‍‍郑闽江追忆，‍‍由于家中有八路军战士，每逢日伪军抄家，总会抄到她的姥爷家，找不到大人，家中常常只有她的三舅、小姨，当时还是两个孩子，“就打这俩孩子，‍‍打得头破血流，然后把家里洗劫一空”。

家中7口人，仅有3亩薄田，时常饭都没得吃，“但是只要来了战友同志，就会倾家荡产拿出最好的东西来给他”。‍‍郑闽江将山东老百姓身上表现出的抗战精神，凝练为通俗易懂的三句话：剩下一口粮，也要送给八路军；仅剩一寸布，也要给八路军做军服；只剩一个孩子，也要送去当八路！

精神赓续，家族记忆代代相传

父系一脉参加抗战，“我父亲先参了军，很快‍‍我大伯也参了军”。从临淄曹村投军到鲁南，郑闽江的父亲加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大伯加入第八支队。

郑闽江回忆，爷爷家曾被叛徒出卖，全家都遭遇虐待摧残。“拷打家属到什么程度？爷爷被吊起来毒打，还被关在监狱8个多月。家里只剩奶奶和小叔，简直要被打残废了！家里的物件全被抢光、砸光！”

抗日战争是血流漂杵的残酷斗争。郑闽江统计过，1941至1942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伪军在临淄地区开展的5000人以上“扫荡”达70余次，其中有八九次是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基本是铁壁合围！”她的大姑父就牺牲在反“扫荡”斗争中。

1943年春夏之交，日伪军纠集2万余兵力，对清河地区的八路军展开拉网式袭击，企图将八路军一网打尽。“当时，我们军区的司令部、机关和主力部队常驻牛庄村和北隋村。”郑闽江介绍，日伪军在清河地区先后修建炮楼、‍‍岗楼、碉堡等达1200多处，设据点300余个。

“上千碉堡，密集得不得了！”碉堡、据点的具体数量，是郑闽江专程回家乡，一点一滴采访统计出来的。清河根据地，在黄河入海口附近。“不大的一块地方，八路军主力回旋的余地非常小，‍‍只能分散转战苦斗于敌人的碉堡和岗楼之间，行动非常困难。‍‍”

不久，八路军山东军区下达反“蚕食”命令，‍‍清河军区大规模反击敌人的战斗打响。“包括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内，‍‍全部参加了这次战斗。”郑闽江的大姑父当时担任军区直属团3营副教导员，承担的主要任务便是攻打直接威胁军区机关安全的北隋据点。

“非常难打，碉堡不仅大而坚固，密度也很高，几乎没有办法过去。牺牲了很多战士，据点仍然攻不下来。最后，大姑父带着一个加大分量的炸药包，拖着已经负伤的腿，勉力攀爬上去点燃。拉燃导火索，往回滚的时候，‍‍根本就滚不动了。”郑闽江曾听家乡人回忆，大姑父牺牲后仅找到一条腿。

自从加入八路军，大姑父便再没回过家，生不见人，死未见尸。1954年，郑闽江的父亲向华东军区询问，才得到“已经牺牲”的明确答复。郑闽江的父亲也曾带部下为大姑父等烈士移灵，但是始终未能找到烈士埋骨的墓地，后来得知，烈士们已被日伪军拔了墓牌、平了坟墓、扬了遗体。

‍‍“我家的两名烈士，都只留下衣冠冢。在那个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八路军战士。不这样，赢不了！”忆及大姑父的殉国，郑闽江难掩情绪起伏，语带哽咽。她说，新中国成立后，每逢看日本电影，她的父亲母亲都会走开。“我们小孩要看，我爸我妈坚决不看！一看到日本鬼子那个样子，我妈就恨！”

谈及向后人讲述抗战故事、宣扬抗战精神的意义，郑闽江认为，自己的家族做了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的党、政府和军队在做什么，中华民族曾经历过什么，才是重要的”！

 

（《人民周刊》2024年第6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