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治理本末次序

古代中国的治理，一条重要准则是“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治理本末次序是导之以德、约之以礼、齐之以政、裁之以法。德礼为根本，而政法为治道之末。“克明德慎罚”“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是内在规范，礼是软规范，政法则是硬规范，这既是长治久安之道，也是治理成本最小化的系统化治理方式。

在儒家治理体系中，并非不用刑政，而是德治处于优先地位

德为治本，是儒家治道关键所在。《尚书·皋陶谟》中说治国要从修身开始“慎厥身，修思永”，这样才能“迩可远”。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乎”，无讼只能靠德治而不是法治，这就是《大学》中说的知本之道。在儒家治理体系中，并非不用刑政，而是德治处于优先地位，“无父无君”，是亡天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摧毁家庭伦理无异于摧毁维系整个国家秩序的根本。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德治意味着将家族伦理关系外推，以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伦理为要，大其家而至于国，孝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长，慈所以使众。

德刑并举、礼法合治，但也需要有主有辅、有本有末，治国为人情设防，“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为柔性防线，刑与法为刚性防线，礼治成本要小于法治，“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礼治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治理方式，也是治理成本相对较小的治理方式

最早的礼可能是一种祭祀仪式，“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礼”。到后来演化成涵盖个人生活、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柔性规范，“丧、祭、射、御、冠、婚、朝、聘”，举凡有社会生活，无不有礼存焉。

儒家之所以如此重视礼治，是由于礼使得儒家所尊崇的道德伦理秩序得以现实化，“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德为无体之礼，礼为有体之德，礼使得道德伦理有了外化的规则、仪式、符号与行为，因此成为治道之大端。礼治的形式时移世易，千变万化，但是其内在精神就是儒家主张的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这些不可与民变革的基本伦理。礼执人欲、天理两端而用于中，既缘情制礼，因俗而为礼，又“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全善防恶，移风易俗，为人性提供绳墨堤防。礼备天地人三道以正国家天下，故能成为维系儒家倡导的等差秩序的纪纲，别贵贱、序尊卑、定亲疏、决嫌疑、辨异同、明是非。

为国以礼而不以力，周王室虽弱却能维持数百年王统不绝。社会靠礼乐秩序自行运转，君主就能端拱而治，制礼造乐就是制定国家秩序，维护礼治就是维护国家秩序，礼乐崩坏就是国家秩序的崩坏。因此礼治无小事，“八佾舞于庭”，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仲叔于奚有功于卫，推辞接受赏赐的城邑，而请求要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卫君答应了，孔子听说后说：“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费孝通将基层的乡土社会称为“礼治”社会，形成了差序格局，虽有等差，却自有秩序存焉。礼治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治理方式，也是治理成本相对较小的治理方式。

礼法非二事，本质都是治理规范

礼治并不意味着不要法治，礼法二者不可偏废。礼法非二事，本质都是治理规范，礼是软规范，法是硬规范，礼是习惯法，法为成文礼，需礼法合治。法治也是屈私伸公，克制人心的私欲，“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法家认为法才是大公之具，不容私情假借，商鞅在秦国推动法治，其中重要的出发点恰恰是要改变人治不公平的现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太子犯法与民同罪，商鞅惩罚了太子的师傅。中国是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舜时就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夏商就有刑罚，《左传》记载“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秦“明法度、定律令”，已经初步形成法律体系。到隋唐中国已经有完备的成文法体系，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7世纪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律令制，在“中华法系”的直接影响下，颁布了大宝律令，推动日本进入了律令制度时代。

中国法治传统中很有特点的是刑罚的教化功能，唐代法制“一准于礼”，刑罚不仅仅是报复，更是礼乐教化功能之延续，教化在刑罚之前，“不教而杀谓之虐”“上不施教，则亦无责于民。今又审用，刑以罚之，是谓贼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教化无可如何才至于用刑，“刑期于无刑”，而刑罚望其有惩前毖后的教化功能，明刑以弼教，五种刑罚辅助五种教化，刑法的设立需要合乎天伦，“刑、礼非二物也，皆令人迁善而去恶也”。教化作用还体现在审判上除了法律和事实之外还要根据“父子之情，君臣之义”加以权衡。刑罚要慎重宽悯，“惟刑之，恤哉”“附从轻，赦从重”，可轻可重的从轻，可以赦免，赦其重罪，在程序上，君王根据三种情况给予宽大处理。“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刑人则公家不畜，大夫弗养，甚至“士遇之涂，弗与之言”，不仅仅是法律审判，更是道德审判与道德教化。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编：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