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风热”的兴起让传统文化重新回归大众视野,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新潮流”。例如,国风服饰和美妆等率先在消费层面打开了“传统文化+时尚风潮”的流量池;《唐宫夜宴》和《白蛇2:青蛇劫起》等视听作品则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融,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的目光;多个文化旅游景区举办的“游客背古诗,景区送门票”等活动,广受游客欢迎;“围炉煮茶”“穿汉服游古城”和八段锦公益健身课等更是成为年轻人追逐的国风生活方式。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传统文化与人民生活的深度联结,让传统文化真正能够为人民所需、所用、所享,对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透视当下的“国风热”现象,有两个转变值得关注:其一,“国风热”已从最初由商业驱动的消费活动向由文化驱动的民族认同转变,人们甚至将传统文化巧妙地转换为新潮的日常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融合;其二,在“国风热”带动下,公众不再是传统文化被动的接受者与聆听者,而成为主动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公众从宏观的文化认同中建构起一种微观的自我认同。换言之,“百姓搭台,文化唱戏”开始成为“国风热”的显学,同时也开启了一条以实际生活需求为导向的传统文化认同之路。
“国风热”折射出的国民心理、时代契机和未来趋势,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国风热”体现了人们从“消费外求”到“文化内求”的心理需求转变。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舶来的消费品等逐渐走进国人日常生活,“消费外求”曾一度被视为新潮的象征。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百姓的文化自信心不断增强,人们对新潮的期待目光开始由外转内,“文化内求”日趋强烈,即人们愈发希望被遮蔽在现代生活之下的传统文化重新被照见。
不仅如此,社会的高速运转对现代人在时间感知和精神状态等方面的“挤压”,让传统文化中所包蕴的“慢生活”和“慢美学”等特质,在当下更显弥足珍贵。比如,火爆于各社交平台的“围炉煮茶”等新中式生活方式,可谓是李子柒式田园“慢生活”的“都市平替版”;年轻人涌向苏州的评弹茶楼,只为听一曲吴语版的《声声慢》;北京白云观的八段锦、太极拳公益健身课,在年轻人当中可谓“一座难求”……可见,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期待,已不满足于对其在物质和符号等层面的单一呈现形式,能够以“新潮”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重新融入日常生活,才是国风的真正魅力所在。
其次,数字传播打破国风圈层壁垒,赋能传统文化新表达。喜好国风并非近来之事,汉服圈是其典型代表。其爱好者往往因有着共同的趣缘而相聚,具有极强的圈层属性。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多点式、透明化和即时性的传播样态打破了以往的信息、趣缘及主体壁垒,同时也赋予了其他主体对国风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更多解释、参与和实践的热情。
近年来,西安、洛阳和开封等地掀起“穿汉服游古都”热潮。分析各大网络平台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其发布者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在其文化展演中,既有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对历史文化的自信表达,又不失对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展示、对传统文化的多样化理解。一方面,这样看似缺乏专业性、大众化的文化展演模式,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注入了更多活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流量算法的推动也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原来传统文化并非是被束之高阁、因循守旧的,也可以是与时俱进的,是能够为大众所共享、共创的。因而,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国风热”在实现国风自身出圈的同时,也实现了传统文化在多元参与主体中的破圈。
最后,“国风热”之所以能让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生活“新潮流”,并将多元主体吸纳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行列中来,实则呼应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认同取向的更新。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曾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将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将之放置到“国风热”现象中不难发现,以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分隔,在现代人这里得到了一定的调适。相较于以往单向度的、涉及少部分人群的传统文化知识传递,人们更希望能从自身情感需求和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在汲取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养分的同时,也能寻找到令自身、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深度联结的精神纽带。而这种认同取向的更新,恰恰是让国风在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能够持续“火”“热”的文化底色。
总之,“国风热”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和主动阐发,而且也推动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协调的进程。因此,只有调动更多人参与国风传播的主动性,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传统文化的展演者,才能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持续并行;只有激发更多人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实践的积极性,让人人都能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梁思璇 曾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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