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提倡“笔墨当随古代”，或者说“笔墨当随传统”。
时至今日，没有传统的文化，都是浅薄的文化。
朱子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传统也要在新时代“加邃密”，新知中必涵养旧的传统，才能深沉。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于新知中见旧学，则旧学亦新知、新知亦旧学也。
20世纪早期，黄宾虹的山水画完全是本土文化的结晶，和外国的刺激根本无关。20世纪中期，傅抱石的山水画则多少受到一些日本画的刺激。很多学者已指出他很多画的构图来自日本画。但日本画本来自中国画，只不过那个时候也受了西洋画的一些影响、出现一些新的气象而已。所以，傅抱石的画就本质而论，还是传统的，但已进化了。这进化仍属“物种进化”，但已有一点点“变种进化”的意思。
李可染生于1907年，卒于1989年，他的山水画代表20世纪中国山水画中后期的发展趋势。他的山水画属于“变种进化”的范畴。
图为李可染作品《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1962年作，中国美术馆藏。
李可染虽只比傅抱石小3岁，但傅抱石名气大振时，他的名气尚不太彰。李可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一定名气，但还不算领袖式的画家。他的画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已显出特殊风格，但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成为一代宗师，一则是那时很多名家都已去世，二则是他的山水画到了那时风格更成熟。
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早期有黄宾虹的集大成，中期有傅抱石的狂放式，其次还有钱松嵒的稳重沉着、陆俨少的洒脱清新，以及张大千、赵望云、石鲁、陈子庄、吴湖帆、贺天健等，皆各据传统之一方。而且除了傅抱石之外，其他人突破得也不太多。李可染如果仍在传统文化中东找西寻，估计出路也不会太大；如果能“打”出来，他费力也将更大。黄宾虹就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努力了几乎一个世纪，如果不是他的长寿，也可能就白费力气了。
李可染在国立艺专读书时，学过西画，他有西画的基础。后来，他应徐悲鸿的聘请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走的是徐悲鸿的艺术道路。徐悲鸿早年就提出改良中国画，一生为改良中国画而奋斗。徐悲鸿去欧洲留学，学习素描和油画，但也说他学习西洋画还是为了发展中国画。他更借用西方的素描和直接对景写生的方法来改良中国画，这就是“变种进化”。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直接师法造化”。李可染走的就是“素描”和“直接师法造化”的道路。他的山水画实际上就是对景写生，用中国的笔墨画素描，再加色彩。同时，他又借鉴欧洲油画的形式，尤其是借鉴了伦勃朗的油画中亮光的方法，在黑黑的一片山水中留有一道白光。他的山水画实际上是传统国画和素描、油画的结合体，但本质上还是中国画，素描和油画的形式只是借来改良传统而已。改良的结果是素描和油画被中国画“化”掉了，成为中国画的一部分。所以，我称李可染的山水画是“变种进化”。如前所述，“变种进化”不是以一“种”替代另一“种”，而是加入一些外来的因素，使原来的“种”更好，然后再进化。
所以，李可染的画看上去更新颖、更突出。因为他不是在原有中国人都常见的文化状态下进行的，而是借用外来的文化对传统的文化加以改良，然后再进化。所以，20世纪后期，李可染对中国山水画贡献最大。
比李可染稍晚一点的赖少其（1915—2000），原来是木刻画家，他的木刻曾得到鲁迅的鼓励和赞赏，但同时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赖少其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学习传统绘画，临摹“新安派”的作品，并练习书法。80年代，赖少其的山水画还是以传统的方法居多，尤其是学“新安派”的戴本孝、程邃，用枯笔焦墨作画，但有色彩处，全是西洋法。到了90年代，他有时借用塞尚的绘画形式，尤其是借用梵高的色彩以及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色彩，浓艳绚丽、斑斓多彩，新颖但又不失中国的气魄，成就十分突出。赖少其于20世纪最后一年的11月28日去世，他的山水画应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典型。
20世纪中国山水画从早期的黄宾虹，完全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现，到中期的傅抱石，借鉴一点点外国的形式，到中后期的李可染，主要借鉴外国的形式（素描和油画），再到后期的赖少其，直接把外国的色彩用到画上去。这一次序反映了中国山水画从“物种进化”到“变种进化”的趋势和过程，这一趋势也正反映了西风东渐的深入和影响程度。
但并不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已无法再进化了。实际上，传统文化历三代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之后，到了黄宾虹还是在进化，而且，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进化的文化也更强，更为中国人所喜爱。齐白石、黄宾虹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迄今为止，各种形式的文化（包括绘画）仍以传统文化最有深度，也最难。
以绘画为例，一方面，传统绘画讲究笔墨的内涵之丰富，在平淡中见天真，绚烂之极乃归于平淡；另一方面，讲究书卷气，必须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一幅画中含有的文化内涵乃是第一要义，画的外相似乎很平淡，但内在的蕴藉却十分丰富和高雅，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而西方绘画讲究视觉效果，外相给予人的刺激力最重要，这往往在试验中可以发现，它不像中国传统绘画那样讲究内在的功力，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以李可染的山水画来说，白光只要留出来就行，至于留在什么地方合适，留多少，试验几次就行了。至于用素描的方式对景写生，也就是多观察、认真分析，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功力，相对中国传统而言，功力要简单得多。这样就容易成功，而且效果显著。
以陆俨少为例，其传统功力不亚于李可染，甚至比李可染更强一些，但他在画史上的成就却远远不及李可染。这就是因为他以传统著称，而且传统功力又远不及黄宾虹，黄宾虹就把他掩盖住了。当代画志会记载他，若干年后，他也就被“四舍五入”地舍下去了。即使不被舍下去，他前赶不上黄宾虹，同时也赶不上李可染。因为李可染在“变种进化”中成就更高。
图为黄宾虹作品《岚影千寻图》。
如前所述，黄宾虹一生努力不懈，他天分高、条件好（家藏图书及书画甚丰），且不为外物所扰，但如果他只活到80岁，也不会有如此成就。以后的学人，即使努力，也高寿，要想达到黄宾虹的高度仍困难，因为时代发展，西学势强，无法阻挡。比如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要学外语、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学等，现在还要学电脑，大约学外语就要花去近一半时间，这是黄宾虹那一代人所不必学的，而今天又必须学。学了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学了就要用，用的是西学。所以，后学者借鉴西学而成功是捷径。当然，如果你下决心不学西学，像林散之那样，不学一句外语、不学数理化，更不知电脑，一心在国学上下功夫，完全不理西方文化，也是可以达到林散之那个水平。但现在更难了。黄宾虹尚且为了生计，到处求人介绍到大学教中国美术史，而今天，你如到大学教书或到出版社工作，就非有高等学历不可，那你就必须学西学。学西学而在传统文化上进化，就有困难，何况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如果不变种，再发展也更难。
西方绘画中，马蒂斯、毕加索、莫奈等都是借鉴中国传统绘画而“变种进化”的，但是他们“进化”的还是西方画。中国画借鉴西方传统而“变种进化”也是应该的、可行的。但必须是中国画，傅抱石、李可染、赖少其都是以传统绘画为基础、学西画方法而化为中国式才成功的，如果以西方画代替中国画，或以中国的绘画材料画西画，那就非失败不可。这正如学外语，如果母语学不好，外语再好也用处不大。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的成功（据说在各种版本的艺术史中都没有提到他们）是把西画作为“母语”，而把中国画作为“外语”，他们是在西画的基础上，借鉴中国画而成功的，他们“进化”的是西画。我们今天学中国画的画人，首先要把“母语”学好。然后，“外语”也好，才能发挥作用。
以上，我谈的仅限于今天的“画家画”，而今天的中国“文人画”的进化，又当别论。
当然，中国画的进化，借鉴西方画法只是其中之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和便当，又常见。应该还有更多的方式使中国画再进化，这有待于画家的进一步努力。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4年第14期）
（责编：汪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