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的历史文献观照及其当代价值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艰苦卓绝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孕育了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我们要传承好、弘扬好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就必须准确、深刻地解读它，回溯历史，回到历史文献中去，深入解读井冈山精神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展现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的当代价值。

井冈山斗争与毛泽东三篇历史文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是，党内对武装斗争的性质、方向等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对井冈山斗争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促使毛泽东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探索，先后于1928年10月、11月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这两部文献都是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但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根据地干部战士的悲观情绪和认识问题，后者则是为了向中央全面反映井冈山斗争情况，力争取得中央的理解和支持。

其中，《井冈山的斗争》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更系统地阐述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对湘赣边界的割据形势和“八月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全面阐述，指出：只要“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自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星星之火能不能成燎原之势呢？面对强敌“进剿”“会剿”，面对脱离根据地流动作战的极端艰难困苦，红军一度陷入困境，队伍中出现了右倾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质疑，缺乏信心。为扭转这种悲观思想，进一步诠释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给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复信，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前面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形成呼应，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对于全面深入理解井冈山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文献闪耀着井冈山精神的灿烂光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会剿”。在频繁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事业必胜深刻理解的科学基础之上。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就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并在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深刻阐释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坚定地认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他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毛泽东预言的正确性和信念的坚定性，充分彰显了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的深刻内涵。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质疑等悲观思想的产生，究其根本就是对当时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没有一个科学的立论根基。毛泽东指出，党内部分同志“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为此，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认为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指出“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紧密结合湘赣边界的割据，科学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和革命形势，从五个方面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并把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三月失败”“八月失败”与“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进行对比，究其原因就在于党的政策是否正确。“八月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时湖南省委离开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错误地估计形势，在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采取了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政策，分兵冒进”，不切实际地要求井冈山的主力红军“杀开一条血路”“立即向湘南发展”，结果“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体现了井冈山精神的本质内涵。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创新精神。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抓了枪杆子以后往哪里去呢？最初的选择是进攻城市。1927年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基本上都失败了。革命形势十分严峻，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1927年9月19日，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抵挡住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干扰，决定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计划，果断地把秋收起义部队引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从攻打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一个重大转折。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一系列新策略，在“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满万担”的窄小地域里，粉碎了强大敌人的一次次“会剿”。这些新策略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在任何军事典籍中都是找不到的，概要说来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实践证明，朱毛红军创造性地开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打了一系列胜仗，粉碎敌人一次次的进攻，真正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创新精神，丰富了井冈山精神内涵。

“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使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成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机会主义、土客籍问题以及投机分子的反水，造成党组织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并从另一个侧面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除了党的作用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其具体表现就是设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确立了新型官兵关系，“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实行“士兵管理伙食”等，让士兵特别是新来的俘虏兵感觉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所以，毛泽东说：“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可见，毛泽东对军队内实行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对丰富井冈山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强调红军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而且经常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才有了党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有了党群、军民的鱼水深情。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首要的就是赢得群众的支持。为此，毛泽东宣布了“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颁布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老百姓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深入宁冈、永新开展调查研究，颁布实施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井冈山的斗争孕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是激励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委派以谢觉哉为总团长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根据地慰问团来到井冈山等地，勉励老区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时隔三十八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感慨万千，指出“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强调“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如今，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是井冈山精神却历久弥坚。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更是将来的。“不忘本来，方有未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传承，并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成为当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始终同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先进性、纯洁性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基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当前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作者分别系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赣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