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于毛泽东的关注热情始终居高不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覆盖之广、视野之新、影响之深,已无法用“丰富”二字来简单概括,甚至令不少后来者大有无从下手、难以出新之感。客观来说,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现有基础上寻求突破并非易事,但也并非毫无可能。近日阅读了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欧阳辉撰写的《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一书,作者选取了“毛泽东的行文之道”这个学界探讨较多的“旧瓶”,但凭借自身的深入思考为其灌入了“新酒”。
文采并不代表过分追求辞藻华丽,不等同于只顾仰望星空、不顾低头赶路的空中楼阁式的行文风格。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严肃批评过只重“提高”而轻视“普及”的错误思想,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扎实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志向,也与语言无趣无味、生硬晦涩、态度蛮横的不良文风展开过坚决斗争。恰如毛泽东一直倡导的那样,著者通篇采用通俗易懂、有血有肉的文字,在遣词造句方面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善用排比、比喻、反问等修辞方式,使阅者读来犹如与一位老友谈话,而不是面对一本令人敬而远之的高深书籍。比如,著者在讲述写文章应当把握好度的问题时,形象地表示:“烧水差1℃就不开,加热物质过1℃就可能融化。充分发挥报纸功能,贵在把握好度,火候不到或者太过,都可能产生不好效果。”如此表达以生动话语阐明了深刻道理,自然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再如,著者还十分注重旁征博引,在叙事中巧妙设置并穿插大量史料和传统典籍等内容。这样既展现了著者的深厚学术功底,也为全书增添了文化底蕴和可读性。
毛泽东一生撰写过数以千计的文章,大多数陆续得以公开出版而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也有一些遗珠因为历史原因颠沛流离,至今尚未能公之于众,要了解它们并在此基础上串联成线、构思成文绝非易事,个中艰辛唯有著者自知。以著者在行文中体现出的对相关资料的娴熟运用来看,无疑耗费了大量时间、倾注了大量心血,而这些工作,必然建立在对一代伟人的真挚情感之上。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表示,每当遇到现实问题,总会想着去毛泽东著作中寻求破题之道,许多经典篇目都是反复研读、认真领会其中精神实质。例如,在前些年翻阅《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时,“颇为他的批注、圈划和评语之多所叹服,思考问题之深而折服”,后来更多的是“感叹这部巨著具有的文献价值、思想价值、学术价值,从而感悟写作的专业知识应力求系统化,不能只是零碎的、杂乱的”,常读常新之中蕴含着对伟人深邃思想的崇敬。
在毛泽东那里,坚持运用辩证法,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是他思考和创作的显著特点,在《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名篇中均有具体体现。作为向毛泽东学习的著述,著者在行文中同样贯彻了这种思想。以《文不加点辩证看》为例,著者从我国传统典故“文不加点”出发,指出其原意为称颂文章大家文思敏捷,行文一蹴而就、无需修改,又结合毛泽东提出文章需要反复推敲琢磨、认真修改的不同观点,并辅以大量实例加以论证,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呈现出实事求是、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如此处理,在探讨怎样写好文章的同时,更进一步凸显出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意义,使全书充盈着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刻哲理,提升了其思想深度,值得反复品读。
作者所用素材、史料虽是从历史中获取,但无不指向当下实践,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价值,对指导写作大有裨益,充分体现了著者身为学者与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嗅觉和责任担当。例如,在谈到理论要贴合群众时,著者联想到当下少量文章存在“搞晦涩艰深那一套,跟读者玩‘躲猫猫’,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好像成心让人看不懂、不让人看下去”的突出问题。作为长期在中央主流媒体的从业者,著者参与过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的编写工作,再结合自身丰富的发表、编辑和出版经历,在撰写文章、提出并解决相关问题方面具有独到心得,能够发表深刻见解。通览全书,在很多事例和观点的引出中,著者都是以自身的工作经历或亲身见闻为逻辑起点,以经验丰富的理论工作者视角对现实问题侃侃而谈,在过往实践中寻找解决方案,实现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机统一。由此,决定了本书坚持古为今用、立足当前阶段实践的内在品格。
(作者为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人民周刊》2023年第24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