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次专访基辛格

编者按：2023年11月29日，美国知名政治家、外交官亨利·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出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传奇外交官，被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外交官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

2023年5月27日，基辛格度过百岁生日。随后7月访华，完成他生前最后一次中国行。自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算起，他已访问中国超过百次。基辛格表示，“中国人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指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以这个称谓为荣”。他曾以卓越的政治格局和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历史性贡献，既造福两国，也改变了世界。

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原副主任、高级记者温宪在美国工作期间曾三次专访基辛格，面对面感受到这位战略家的友好、睿智与机敏。专访实录收入《撕裂的美国：一位常驻美国记者的深度观察》一书，该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本期“好书荐读”摘录书中原文，以此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相辅相成。这是不少美国前政要和专家、学者的共识。

1972年，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打破两国多年相互隔绝的坚冰，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这一进程中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虽饱经风霜，但一路前行。波涛起伏间，基辛格博士一直以其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推动中美两国关系良性发展。

作为人民日报北美中心分社首席记者，我在美国工作期间曾三次专访基辛格，面对面感受到这位战略家的友好、睿智与机敏。

同时，我也深知，基辛格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家、思想家。在美国工作期间，我曾数次目睹基辛格被请到国会听证会上做听证时，他的身后不少人举着“刽子手”之类的标语牌进行抗议示威。在一些人看来，基辛格在历史上的一些外交举动是沾满鲜血的。
 

（一）

2012年2月13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东部当地时间2月13日晚，习近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了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多位美国前政要。2012年正值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2012年又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美国对华关系成了意料之中的竞选话题。

以这些事情为由头，我于2012年2月14日下午对基辛格进行了专访。

基辛格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位于西北Ｋ街1800号302房间。基辛格的秘书安请我稍等一下。“博士马上就到。”安说。

借此机会，我打量了一下基辛格的这间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内到处可见“中国元素”：办公室大门把手处悬挂着有着长长红穗的“中国结”；茶几上摆着厚厚的英文版图书《中国文化与文明》；办公桌左侧墙上悬挂着4张已经有些发黄的老照片，分别是40年前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合影。

基辛格笑眯眯地进来后，先脱去身上米黄色“巴宝莉”牌风衣，一番寒暄后，专访很快进入正题。

习近平副主席此次来访是最新鲜的话题。“我知道您昨天晚上会见了中国国家副主席。我们也都知道这一中美关系始于40年前。从历史角度来看，您如何看待习近平副主席此访？”我开始向基辛格提问。

自德国移民美国的基辛格自称他的英语带有德语口音，声音浑厚低沉。他想了一下后说：“目前时机非常重要。美国处于大选之年，中国也将改换领导人。目前，世界发生着诸多变化，我的意思是说整个世界。因此，对于美中两国领导人而言，理解其所面临的挑战和两国如何进行合作非常重要。”

我接着问：“您曾评述道：‘历史眼光是中国领导人常常显现出来的一个文化特质。实际上，不仅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也有着很强的历史感。我们向历史学习。’201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作为中美关系的设计师和尼克松访华的见证者，回顾40年前，什么给您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基辛格回答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领导人的历史眼光和战略决策。其次，是中国领导人平衡好客与外交的非凡能力。所有相互关心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讨论，这是一场不断进行的对话。”
此时，基辛格的秘书安进屋送茶，我笑着说：“这不是中国茶吧？”安回答说：“不是。”

安离开后，我又转向基辛格问道：“正如您所言，中美关系的建立始于一个冷战策略，但其最终发展成为全球新秩序演变进程中的重心。您能否具体阐述中美关系对于新的全球秩序和21世纪国际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个贯穿着历史与现实的宏观国际问题，基辛格这样说：“我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当美中关系开始时，双方都有着最为关注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极为关注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我们对于冷战局势非常关切，也非常关切在东南亚局势中的介入。因此，美中双方都存在着最低限度的策略自由空间。我们进而讨论对于世界的看法，双方立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反映在后来发表的《上海公报》中。

“在世界外交史上，《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公报明确列入双方的分歧所在，一般的外交公报从未如此。与此同时，《上海公报》又具体列出双方的共同立场。因此，考虑到整个历史背景，双方的共同立场变得更加富有意义。在此后的时期内，美中双方根据《上海公报》政策协调行动，特别是在亚洲。”

“那时，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不断融入外部世界，在国际社会中愈发积极地发挥作用，一直发展到今天。目前，中国和美国共同努力解决朝鲜半岛等国际热点问题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中国开始解决问题，并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

“进入2012年后，更为融合的世界面临着重建，也需要中国向前迈进。美中两国都面临着挑战，即如何联手构建新的全球秩序，这是一项重任。”

很明显，基辛格在这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深远影响给予了积极评价。

与基辛格的对话不能不论及中美关系。我接着问道：“习近平副主席说，中美关系40年来的发展历程，给了我们许多经验和教训，给了我们多方面的重要启迪，其中之一是双方应始终坚持三个联合公报。回首过去40年，您认为中美两国从双边关系历史中得到的最重要启迪是什么？”

基辛格说：“我同意三个联合公报。双方确实存在一些困难问题，但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存在着困难问题，双方一直致力于改善关系，推动两国进入一个更大的空间。因为，我认为这一模式应该成为今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准则。”

“在我看来，问题在于，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中国历史悠久，美国历史则很短。美国人认为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一个解决办法都会引发新问题。这是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并在所有全球问题上都会产生相互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要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其次，我们必须寻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此之前的历史时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势必引发关系紧张，而这一紧张关系会使别人乘虚而入，并因此得利。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责任努力合作。美中两国领导人都同意，美国领导人表示欢迎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中国领导人也重申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家庭的一员。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美中两国有着不断增多的共识。”

我问：“40年前，在与毛泽东主席会见时，尼克松总统说，使美中两国走到一起的是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新的世界形势下，您如何界定前后40年的‘新形势’？”

基辛格说：“40年前，美中两国有着共同的对手。那时，中国还很贫穷，经济发展没有融入世界。40年后的新形势是，美中两国没有共同敌人，但我们有着共同问题，如环境、核扩散等。当今世界还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危机，进而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境况，这是我们的挑战。40年前，当我们会见时，我们还有一个有利之处，那就是我们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因而也没有由此产生的问题和需要进行讨论的日常事务，所以我们可以从最为基本的问题谈起。今天，美中两国在日常事务中面临着很多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回到最为基本的问题上来。”

这时，基辛格的秘书安开门进屋，与基辛格耳语了一下。基辛格随即转身回到里屋接了一个电话。回身坐定后，基辛格突然有些俏皮地盯着我说：“这是白宫来的电话，你不会说出去吧。”

我笑了笑，随即抓紧时间就当时人们谈论很多的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信任”问题向基辛格请教：“最近，很多人在谈论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信任’问题，还有人称中美间有着‘信任赤字’。您认为如何加强两国间的战略信任？”

基辛格的回答是：“战略信任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如果你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不应该依赖别的国家。如果你不依赖所有外国，你就必须拥有支配优势。然而，美中两国没有任何一方处于可以支配对方的位置，也不应支配对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相互依赖。我们必须与对方坦率、经常地进行对话。我们必须避免发生采取某种行动但不向对方解释的情况。我们必须切记，当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局势或一些国家处于非常困难局面时，谁都无法确知局势走向，因此只要可能，我们必须坚持不断对话，尽管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但相互间要尊重对方立场，尽可能取得相互谅解。”

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美两国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命题。我就此问道：“您认为中美两国能否走出一条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基辛格答道：“我两周前写过一篇文章。我注意到美国国内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我解释说，为什么尽管有这些批评的声音，我相信美中两国必须努力前行。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两国领导人必须努力克服分歧，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行。这是两国目前所面临的很大挑战。美中两国应视对方为伙伴和朋友。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为此努力，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

对话至此，我特别想挖掘更多有基辛格“个人色彩”的问题，于是问道：“您的人生与中国紧密相联。中国最初是怎样走入您的视线的？”

基辛格笑答：“坦率地说，当我第一次到中国时，我对中国了解甚少。我对于与苏联打交道很有经验。最初我以为中国与苏联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都是共产党国家。随着我与中国和中国人民接触的增多，我开始钦慕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民强烈的家庭观念、忠诚等美德和机智的思维。我对中国人民充满深情。然而，在谈外交政策时，我并不感情用事。但我认为我们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这一点。”

专访结束后，基辛格应我的请求为《人民日报》读者题词：

致人民日报读者

我们两国在过去40年间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让我们在本世纪今后时期更加巩固这一关系。

致以所有良好祝愿。

亨利·A.基辛格

（二）

2015年9月22日至25日，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为此，我和同事于当年9月10日赴纽约专访基辛格。

那天上午11时，我们如约来到基辛格在纽约的办公室。到了进行专访的房间以后，基辛格的助手说他还在忙着，需要等一会儿。

那个房间不大，但四面墙上有三面挂着、摆着的东西与中国有关。一进门左手墙上是一张巨幅四只仙鹤中国画，对面墙上挂着一排奔马形象的中国画。后来，我还到这间办公室周围的走廊转了转，看到走廊内的书架上摆着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不少是中文书。

我一边观察，脑子里同时在高速运转着，考虑以什么样的开场白让这次采访气氛立即轻松起来。显然这也是基辛格想要做的事情。他进入房间后，我们相互问候。基辛格说：“我又胖了，最近长了20磅，因为吃了太多的Chinese Food。”我指着墙上那幅画着一排马的中国画问基辛格：“您喜欢马吗？”基辛格回答说：“南希喜欢马。”南希是基辛格的夫人。基辛格一提南希，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基辛格和他夫人的情景。南希的个子很高，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指着基辛格夫人对基辛格开玩笑说：“她试图使你望而生畏。”于是我就向基辛格说：“我还记得当年毛主席会见你时指着南希说她比你高。”提到这个话题，基辛格一下子笑了起来，开始回忆说，“毛主席对南希非常友好”。对于毛主席笑指南希比他高的往事，基辛格说：“当时我还反问说：‘是她的身材比我高还是智商比我高？’”

这样一个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双方的距离，现场气氛很快轻松起来。

气氛虽然轻松了，但整个采访如同打仗一样。基辛格说，因为他还有另一场活动，原定30分钟的采访只能缩短到15分钟。根据这一变化，我将原来问题单子上一些铺垫部分立即跳过去，直接就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评价、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的意义、中美关系发展及问题、美国大选、中美关系是否真到了“临界点”、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习主席赴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看法等提出问题。已经92岁高龄的基辛格依旧思维敏捷，神情专注。他对每个问题回答得如行云流水般流畅，逻辑清晰，没有废话。

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当然是专访主要话题。已与习近平主席有过多次交往的基辛格说：“我与习近平主席有过多次交谈，他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人，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我认为他是最杰出的中国领导人之一。”

基辛格说，美中是两个大国。美中两国最重要的是将政策的制定基于两国需要合作，而非对抗的共识之上，并用这个结论去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我很希望双方在一些事务上的合作能有所进展。”他接着补充说，“我与奥巴马总统并不同属一个党派，但我非常支持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合作的努力。”

他说，我对每一位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建议都一样，就是坦诚地与中方交流，关注中方的关切，努力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明显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对此抱有信心。”他说。

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中美关系中仍有不少棘手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管控分歧？目睹了中美关系充满风风雨雨发展历程的基辛格认为，“合作”仍为关键词。他说：“美中两国准备开始交往时，正值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如果1971年有人给我看如今北京和上海的照片，我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克服了很多经济发展的困难，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当我注目今日之中国时，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中国在1971年时的情景。美中开始交往时，双方有着共同的敌人，而今天，美中面临共同的机遇。如果双方不合作，许多事情就不能做成。一些问题单靠中国或者美国也是无法解决的，例如气候、环境、防核扩散、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和网络安全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双方合作的议题。一些问题，例如网络安全问题，是美中面临的全新问题，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这些问题还不存在。问题当然会有。”“我很希望习主席的访美能够推动双方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通过会谈取得重要成果。”基辛格说。在这里，基辛格再次用亲身经历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积极评价。

在美国又进入一个新的大选政治周期时，中国再次成为话题。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之际，中美关系也成为关注焦点。基辛格告诉我，“我经常读一些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争论。让我们问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中国还会发展，不管美国接受还是不接受，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接受中国与其资源和人口规模等量齐观的发展，有关美国是否能接受中国发展的讨论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因为双方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他接着说，“至于有说法称美中关系到了‘临界点’，我想美中若发生冲突，对双方都是不幸，没有哪一方能够承受冲突的代价。在我观察美中关系发展的近50年中，有关‘临界点’的说法就出现过好多次，但事实上我所经历的八任美国总统、五任中国领导人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合作”。他建议中美双方领导人通过建立专人或专门小组联系的方式进一步保持密切沟通。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主席也赴纽约参加了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提及这个话题，基辛格说：“我对二战有着切身感受。二战中，我作为美国士兵被派往欧洲，先是前往英国，后被派去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我的兄弟也在二战中被派往太平洋战场，去过冲绳和韩国。我们家族有战争的经历。”他说，“所以我的观点一直都是，美中应该合作保持世界和平，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美中应该合作维护和平”。

专访结束后，我再次对基辛格搞了个“突然袭击”，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和纸，请他为《人民日报》读者题词。尽管后面的活动时间压得很紧，但基辛格闻后还是欣然题词：

致人民日报读者：我期待着习主席的访问将为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亨利·A.基辛格

2015年9月10日

（三）

时隔不到一个月，我于2015年10月7日再次对基辛格进行了专访。这次专访的由头是受中信出版社委托，当面向基辛格赠送他所撰写的著作《世界秩序》中文版。此时，正值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听听基辛格对这次访问的看法。

 

这次专访地点仍在基辛格在纽约的那间办公室。已是中午时分，基辛格一直紧张工作着。我又被告知需要等一会儿。

基辛格进门后连声表示：“对不起，刚才还在接几个电话。”“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笑问。“15个小时。”基辛格答。

“您的头脑仍然如此敏捷，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有什么秘密吗？”我接着问道。

“基因。”基辛格答道。他见我一愣，又接着说了两遍：“基因，基因。我的母亲活了98岁，父亲95岁。”

我当场向基辛格呈递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简体中文版。基辛格高兴地说：“太好了！非常感谢！”随即将书捧着翻看起来，表情相当愉悦。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所提的问题从新近发生的习主席访美开始，逐渐过渡到有关世界秩序的宏大问题。

2015年9月22日，在西雅图举行的联合欢迎习主席来访的宴会上，作为嘉宾的基辛格在讲话中专门介绍了习近平主席。习主席在随后的讲话中说，“基辛格博士总能说出一些新颖的观点，他的介绍让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习主席刚刚结束的国事访问和习主席对基辛格的上述评价，便成为我向基辛格首先提出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仍然很有热度、基辛格也乐于回答的话题。

基辛格就此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习近平主席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我很看重他的讲话。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面对美国公众时，极有胆略地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我希望美中两国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没有困难，而是表明，美中两国已经作出和平解决困难的重要决定，共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是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关于习主席的国事访问，基辛格说：“我认为这一访问非常重要。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够借助这一访问处理诸多问题，双方都对这一访问感到满意。通过相互交流，双方更为了解对方的关切。最近我有机会与奥巴马总统交谈。在谈到这一访问时，奥巴马总统说，这一访问消除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些障碍。当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其中一些挑战与双方关系发展演变进程有关。”基辛格说，“双方对于对方都有了更好的了解。以网络安全为例，我认为双方对此问题都有了更好的相互了解。但这又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双方还需要时间应对这一问题。”

在《世界秩序》这一新著中，基辛格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梳理了近400年的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变迁，审视了欧洲、亚洲、中东和美国对“世界秩序”的不同认识。基辛格指出，西方秩序正走向崩溃，美国已经失去领导者地位。新秩序的建立，不是一个国家能够主导和完成的，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秩序步伐的加快，它也正在重新塑造国际关系。

话题转向这一新著时，被誉为“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的基辛格告诉我，《世界秩序》一书意在“教导”美国领导人和美国公众，所要传达的重要信息是，美国在其建国历程中，与外部世界接触不多，因为美国位于两大洋保护之间。美国对于外部世界有着一种解决麻烦本身的务实思维。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周边环境要复杂得多。因此，中国必须致力于人类的努力和长远事态演变。中国人更关注演变，而美国人则更关心麻烦本身，双方进行真正的对话并不容易。“所以我试图告诉美国领导人，你们要看一看外部世界，你们必须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经历，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在决策因素考虑当中，进而考虑建立何种世界秩序。否则，你不可能将一国主张的世界秩序强加于整个外部世界。这就是我这本书的最基本信息。”基辛格说。

习近平主席曾在讲话中引用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书中的一句话：“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我们所处时代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呢？我向基辛格发问。

面对这一问题，基辛格沉默片刻后说，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经历便是学会如何使不同文明和平相处，以及如何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共同努力将争端变为共识。但在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多多少少还是各行其是。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间相互了解不多。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主宰世界。现在世界各地区有着各自对自身的认知。“如何创建一种将争端变为共识的新秩序，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他说。

中美两国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经历，面对一些困难与挑战，形成有着共识的发展秩序要旨何在？我接着问道。

对于这一问题，基辛格说，首先，我们必须学习各自的文化；其次，我们必须尊重对方的文化；最后，现代技术发展“强制”推动着我们进行合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否则的话，现代技术发展会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会摧毁现存的一切，并极难恢复。因此，我们有机遇，也有责任进行合作。“这也是我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读到的思想。”他说。

基辛格接着说，他“逐字逐句”地通读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英文版。“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活动。中国未来走向关乎整个世界。我亲眼看到中国已经做出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如果有人在1971年将现在北京的照片给我看，告诉我40多年后的北京将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他说，“现在中国正在计划着又一次飞跃，这将是又一个有着深远意义的事件。中国的‘两个一百年’计划将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平作出的伟大贡献。”在这里，基辛格又一次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认为，“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就此，我询问基辛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创建亚投行等举措的看法。

基辛格说：“我注意到了这些举措。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工业能力帮助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我认为这与美国的目标并不矛盾。因此，我可以想象美国应在这些举措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对于刚刚谈判成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基辛格说，就在昨天，他在一个活动上谈及了这个话题，当时在场的既有中国外交官，也有越南大使和俄罗斯大使。他公开表示支持这一协定，也希望中国成为其中一部分。这个有关太平洋地区相关国家的协定应该包括中国。

他补充说：“同美国一样，在事关全球利益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应有中国参与。对于世界上的问题，比如中东地区的问题，我们之间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我们应就此与中国进行协商，并应相互学习。”

此时早已过了预定的采访时间，但我仍问出了一个更有难度的开放式问题：“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我们仍然在世界各地看到叙利亚等战乱和冲突，您对于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有什么解决办法？”相当机敏的基辛格笑答：“这是咱们下一次采访的话题。”

临别时，我告诉基辛格我即将卸任，再一次祝他一切都好。基辛格特意拉住我的手说：“我喜欢同中国人交谈，我喜欢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撕裂的美国：一位常驻美国记者的深度观察》，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原副主任、高级记者）

（《人民周刊》2023年第23期）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