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探寻金融治理何去何从

 

 

2024年1月6日，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在北京大学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办“金融北大人”读书计划经管知识加油站第48期阅读分享活动。以“千年中国金融史 探寻金融治理何去何从？”为题，此次活动共读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图书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颜色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业务经理辛星进行现场分享。

人民日报出版社总编辑丁丁，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文胜出席活动并致辞，人民日报出版社第六编辑中心主任、《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一书责任编辑蒋菊平及50余名北大校友和在校生现场参加此次活动。活动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策划编辑李安主持，《国家人文历史》、《人民周刊》、人民财经网、燕缘财经等提供媒体支持。

 

两个多小时的阅读分享活动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致辞环节、主题演讲环节和互动环节。

 

 

“与金融相关的经济类图书，往往专业性较强，阅读趣味性较弱，但《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这本书却很好地兼顾了专业性和可读性，在娓娓道来中，沿着金融治理历程这一主线，使读者清晰抓住中国金融发展史的脉络。”致辞中，丁丁总编辑从出版者和读者的视角出发，向大家介绍了《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这本书的亮点和重点。

他认为，这本书不仅抓住了“金融强国”这一热点问题，还把握了“有形之手”这一关键因素。“这本书立足史学视角，试图向读者展示，几千年来，中国金融是如何穿过风雨走到今天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书中重现了一些历史上的生动实践，提出并尝试回答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最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所在。

 

 

“北京大学校友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62位校友组织的‘北京大学留美同学会’在纽约成立。1922年，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起声明，呼吁成立北京大学同学会。1984年，北京大学校友会开始恢复活动，1992年正式在民政部注册，成为独立社团法人。”在致辞环节，李文胜主任向大家介绍了北京大学校友会的历史沿革，以及“金融北大人”读书计划有关情况。

据介绍，目前北京大学校友会服务全球各地各界45万“北大人”，有135个各类校友组织，其中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UFAPKU）作为北京大学校友会的行业分支组织，成为全球“金融北大人”最重要的交流与合作平台之一。2021年4月，北京大学金融校友联合会发起“金融北大人”专属读书计划。其中“经管知识加油站”作为该计划重要板块，至今已举办48期。

“众所周知，金融治理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我们需要在深入了解中国金融史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治理之路。这需要我们集思广益、携手合作、共同探索，在建设金融强国之路上，贡献‘北大人’的智慧与力量。”结合当天分享的新书，李文胜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聚，不仅是为了交流知识、分享经验，更是为了凝聚力量，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奋楫争先，勇攀高峰。”

以时间为脉络，《有形之手：透视中国金融史》一书主要讲述了自古以来政府如何干预金融，系统梳理了古代中国政府金融治理的基本逻辑、形式及其衰落过程，深入探析了金融治理的近代化探索与变革，详细剖析了当代中国金融治理实践，有助于广大读者深刻理解政府干预金融的思路、逻辑和方法。

主题演讲环节，颜色副教授分享了对现代金融起源的看法和古代中国政府的金融治理有关知识；辛星博士介绍了中国金融治理的近代化变革和当代中国金融的治理实践与方向。

 

 

“在很多人看来，金融是西方的舶来品，我国现代金融很多是参照西方国家标准建立起来的，但事实并不尽然。”颜色开宗明义，表示要正确理解中国当前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需要结合很多中国独有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和了解中国金融史，对理解中国当代金融有很大作用。

现代金融为什么会在欧洲产生，而不是中国？对于这一热点问题，颜色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欧洲的远距离贸易产生了对复杂金融的需求，这是现代金融产生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则源于对王权的限制。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借贷，但局限性是无法产生复杂的金融，更复杂的金融一定是产生于陌生人之间。在颜色看来，与中国古代金融起源相对应的农耕社会只能产生简单的金融，无法产生复杂金融，复杂金融一定产生于商业社会，与之相应的是与农耕文明有着显著区别的地中海文明。

对比我国的大陆农耕文明，颜色指出，欧洲文明起源是商业文明，它是一种陌生人交易，重视契约，契约的履行就是独立的法制，独立的法制为金融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有复杂的商业，才有大量的借贷需求，复杂金融才会产生，也才有货币汇兑等需求。

颜色进一步指出，在金融方面，中国是后发国家，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重视“有形之手”是必要的。“我欣赏‘有形之手’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与工业化等其他领域一样，后发国家金融的发展需要‘有形之手’的参与。”颜色说，早期西方国家的发展有充足的条件可以让市场自发形成，但中国是后发国家，在二战以后，世界秩序基本成型，作为追赶型国家，中国必须要靠“有形之手”的力量参与。

结合对古代金融史的研究，颜色表示，从国家监管来看，“有形之手”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货币，二是信贷。“到宋代，中国货币完成了三级跳，从纪重货币到非纪重货币再到纸币。”演讲中，颜色旁征博引，讲述了我国古代货币演变历程，并分析了不同币制对所处王朝的影响。讲到明清时期的币制时，颜色说：“从明朝开始，我国进入银、铜双本位，民间交易始终用铜钱，缴税始终用白银。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传统，发薪水用铜钱，但缴税用白银，这使人民生活困苦凋敝，直接导致清朝政局不稳，引发了后来的‘道光萧条’和太平天国起义。”信贷管理方面，颜色列举了唐代对寺院经济进行打压和宋代王安石变法的例子，说明民间垄断信贷会对政府造成负面影响，需要“有形之手”进行管控。

 

 

“聊‘有形之手’，更关注的是国家怎样管控金融，金融为什么是国家值得管控的一个社会治理的对象。”演讲中，辛星阐明了金融治理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要实现对一个层面的治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比如，西周王朝治理国家，只能达到对省级层面的治理，通过分封，可以管诸侯；实现到地级市层面的治理是秦代的事了，那个时候有了郡县制，才实现了对地级市层面的治理和统治；要在县级层面进行治理，已经到了宋朝，那时候，青苗法将治理延伸到州府，才实现了对县级层面的治理。我们每将治理层级向下延伸一级，都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其中伴有财政税源的扩张、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大量的官员选拔。但到了宋朝，仅仅通过纸币的印制，就迅速将国家的治理延伸到基层单元，辛星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壮举。

围绕近代金融史相关主题，辛星阐述了多项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细节。比如，晚清时期，咸丰皇帝组织官员讨论币制改革，由于张之洞等地方官员的反对，最终未能成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一印制“袁大头”银币；1933年，国民党推出法币制度改革等。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都非常关注金融市场，注重对货币的管理。

辛星特别提到，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同样延伸到了金融领域，其中货币是两党进行金融斗争的重要战场。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金融治理“有形之手”的力量在不断加强。辛星说，对金融的管控一定需要国家强力推动，但管控并不意味着创新的丧失，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政府的强管控模式下不断推动创新的，很多创新步伐也走在世界前列。辛星高度肯定“有形之手”的作用，认为在关键时刻，“有形之手”可以给一个经济体提供安全的保护，可以指引发展的方向，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题演讲之后，进入互动环节。观众席上，北大校友及在校生们踊跃举手提问。活动现场，颜色副教授和辛星博士对六位观众的问题，做了精彩解答。每位提问的观众，分别获赠共读的图书一本。读书活动圆满结束，“探寻金融治理何去何从”的话题意犹未尽……

 

（责编：张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