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人靠自然界生活”？

提问：王 云 鄂尔多斯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请问，为什么说“人靠自然界生活”？
        解读：邹广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在一定意义上简明扼要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立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自然界存在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它对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起着前提性的制约作用。
　　“人靠自然界生活”何以可能？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刻表明人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的主人，而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类作为生物长期演化的最新阶段，既处于自然生命史十几亿年进化产生的生命秩序之中，又是生态系统网络的重要一环。因此，人是从大自然这一母体当中走出来的存在，这意味着母体自然赋予了人类以生命行为，而自然作为生命本体又折射了人的主体的力量，使人获得了“自然智慧”。这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在生存的意义上理解“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的肉体生活要依赖于自然。作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生理需求决定了其必须依赖于自然界来获取生活资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如肥沃的土地、江河湖海等，人类就无法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也就无法维持人的肉体生存。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生产自身的生活资料即吃喝住穿，既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人们把自身和动物相区分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人用自己肉体方面的各种力量，例如头、脚和手，去创造和占领自然的物质财富，从而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提高了自己支配自然的能力。同时，自然提供了人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是人们生产资料来源，发挥了人的本质力量，人也在自然上面打上了人的印记，双方协作互利，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生活的维度上理解“人靠自然界生活”。人除了有物质生活需求之外，还有精神生活即文化生活。也就是说，人的文化生活需要走出自然、变革自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文化的过程就是与自然相区别的过程。人要想创造文化，就需要改造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特别注重从人类社会生活的维度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界视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正是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纯粹的自然世界才升华为“属人世界”，大自然才向人“生动起来”。正是由于人对自然的参与，才让自然拥有了文化意义与价值底蕴，进而才使得自然成为人的生活世界。自然作为一个复合的生命系统，既包括人与社会在内的一切存在物即物质世界本身，又包括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生态环境。
　　在生命的高度上理解“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者的和谐统一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例如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中，自然就是人的生命的展开方式。“人道即天道”，人与自然本为一体，“整体圆融，广大和谐”。中国的哲人们更多地思考如何达至“天人合一”的境界。无论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还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都赋予了天、自然以德性的根据，所以这就有了天人相通的形而上的意味。因此，“自然”在本真意义上就是“本然”，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生永远要守住自己本来的样子，不忘初心，保持与自然的张力。
　　“人靠自然界生活”何以呈现？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从人的解放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进一步我们发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人靠自然界生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首先，在“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的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农业文明居于主导地位。这是一种“不招惹自然”的文明，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所以人们在狭小的和孤立的范围内生活，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与大自然有着直接的依赖性。人们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与自然处于一种原始的和谐共生关系之中。
　　其次，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种社会形态，整个社会呈现出“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状态。马克思认为这一阶段的出现，标志着人们从自然经济下的直接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开始形成基于商品和货币的物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带来了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增强，但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对立也逐渐显现。理性与技术成为切割有机自然的工具，造成生态破坏例如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弱、土地荒漠化等使“自然受了伤”，继而演发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海啸、瘟疫等使“人类遭了殃”，因此，工业文明是一种“招惹自然”的文明。对此，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的确，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带来人以一种极端功利化心态面对自然、征服自然，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使自然无限度地服从于人类的需要。严酷的现实表明，如果一味沉醉于人类缔造的这种“文明成果”中，必然使得“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将日益尖锐。
　　最后，马克思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社会形态下，人与自然构成一种互养相成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的自由个性的合理展开，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前提，把自然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民胞物与”的态度去对待自然。要自觉认识到人既是自然整体价值的开发者和享用者，也是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受益者。马克思曾经憧憬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真正完成向人的本质、自然的本质的复归，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相统一。
　　“人靠自然界生活”何以延续？
　　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建立起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具有基础的、前提性的作用。
　　首先，树立现代生态文明观，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在顺应自然的发展中，才能更好地保护自然。现代生态文明观需要自觉谋求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可持续的契合点，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自觉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敬畏自然、涵养自然，真正达到人的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稳定和可持续的平衡。
　　其次，自觉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治理，让人们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另一方面，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走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让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在、共享、共生。
　　最后，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发展，需要世界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在全球化发展时代，生态问题已超出了本国、本民族的承受范围，成为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这就需要我们超越狭隘的民族性视野，努力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并将保护自然从“本民族的事情”上升到“全人类的事情”，真正使全世界各民族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实现自由、平等与健康的生活。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我们必须站在未来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去反省人类当下的实践行为，培育可持续发展意识，切不可“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我们要葆有一种休戚与共的生态文明意识，持续夯实美好生活的生态根基，从而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自然空间，让每一代人都能“靠自然界生活”，而且靠自然界实现美好生活。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