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好牵牢稳预期“牛鼻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经济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其中，“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颇具战略调整意义。有别于此前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表述，稳预期替代稳物价进入“三稳”序列，并且跨越稳就业、稳增长而居于“三稳”之首。稳预期成为2024年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
       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
　　稳预期的极端重要性，源于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2023年以来，以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为标志，中国经济步入了疫后恢复轨道。一年来的波浪式发展、曲折性前进的经济恢复进程一再表明，当下的经济恢复显著不同于我们以往的经济恢复。不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相交织，而且周期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相叠加，互为映射。在诸多问题和矛盾的交织、叠加以及互为映射之中，一个日趋凸显的现象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影响在变化，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平行关系。以需求收缩为例，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消费市场。当我们指出当下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时候，所依据的代表性统计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是基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不足，才会作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判断。然而，倘若注意到如下3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便可能由此发现隐含其间的一些内在逻辑。
　　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系“量”与“价”两个因子的乘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可能来自消费商品和服务“流量”的减少，也可能来自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问题是出在“流量”减少上还是出在价格下降上？或者，如果两者兼具，又是哪一方的力量更大一些？
　　二是通过消费市场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当下很多地方的人流、客流、物流已经大体恢复到甚至超越2019年的情况。就消费商品和服务“流量”而论，并未减少或并未减少那么多，问题显然要从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去寻找。
　　三是一般而言，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可能源自市场供求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可能源自消费商品和服务“档次”的变化。通过消费市场的实地调研也可以发现，前者的影响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后者身上——人们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档次”降低了，为此而付出的价格下降了。
    这提醒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所以相对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之所以相对不足，其深层原因，在于收入减少背景下的社会预期偏弱——消费者因眼前的收入减少而不能如以往那样花钱，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弱，从而不敢如以往那样花钱。相似的逻辑也适用于投资需求分析以及供给一翼分析。源于实地调研的各方面信息一再表明，从总体上看，社会预期偏弱是民间投资需求相对不足、供给一翼遭受冲击的深层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轮源于预期转弱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其内在逻辑可以作如下概括：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不敢如以往那般消费、投资，从而需求趋向于收缩、供给遭遇了冲击。
　　表面上是需求问题，其背后是预期问题。表面上是供给问题，其背后又是预期问题。表面上是消费问题、投资问题，其背后还是预期问题。换言之，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面临的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信心和预期上，“社会预期偏弱”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方面可选择实施的对策、举措，稳预期实为应对当下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恢复进程的“牛鼻子”。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这一关系链中，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是重中之重。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与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也可随之化解。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强信心、稳预期上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用“有效需求不足”替代了原有的“国内需求不足”表述，而且在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双双列入“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任务清单的同时，也围绕“增强信心和底气”“改善社会预期”“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这启示我们必须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强信心、稳预期上，这是当下经济工作的必由之路。
　　聚焦稳预期提升信心。既然信心、预期问题是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面对三重压力或多重困难和挑战，固然可以“三箭齐发”或“多措并举”，但不宜平均使力，其中应有“重头戏”。这个“重头戏”，应当也只能是稳预期。要聚焦信心和预期，围着稳预期而转，奔着稳预期而去，将着力点和着重点落实落地于经济工作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稳预期根本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既然稳预期系应对当下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恢复进程的“牛鼻子”，那么，本着“对症下药”的原则，围绕稳预期而实施的操作，固然要依托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双引擎的支持和支撑，但作用终有大小之分，角色终有主配之别，根本之道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由之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以政策来支持稳预期、强信心是有作用的，但这种作用只能是辅助性的，不能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宏观调控、寄托于宏观政策的安排。要实现政策配置与改革行动相协调，不能以短期性的政策配置代替制度性的改革举措。经济恢复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但必须认识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调控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宏观调控，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的宏观调控也不同于以往周期性、波动中的宏观调控。当前很多重点领域的改革任务还有待进一步完成，特别是围绕改善市场预期和激发市场活力方面的改革任务还面临着不少挑战，经济的治理方式和手段法治化也存在弱项，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任重道远。要将重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包括宏观调控和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所有涉及2024年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谋划，都需要契合当前经济恢复进程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特点、新要求，把稳预期作为必须牵好牵牢的“牛鼻子”，将之贯穿2024年经济工作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