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土改
1938年3月,日本侵占了永济县城,22岁的李生辉目睹了日寇法西斯暴行,满腔仇恨,义愤填膺,他不甘心做亡国奴,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他报考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第二分校(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学校),他辗转于山西万荣县、乡宁县、吉县、大宁县、永和县一带,宣传进步思想,发展革命力量,组织群众开展对日寇的斗争。一次,他在荣河镇执行任务时意外碰见多年未见的本家兄弟,为党组织的安全,不暴露身份,装不认识,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1939年秋,李生辉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随后不久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他被派往绥德难民纺织厂任总务科科长。
1945年8月13日,组织上安排李生辉前往东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他先后被任命为黑龙江省桦南县县委委员、柳毛河区和湖南营区党委书记兼区长。他带领工作队深入农村,耐心细致地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广大雇农、贫下中农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严厉打击欺压贫苦百姓的恶霸、地主、汉奸和土匪,极大地激发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土地改革任务。
李生辉对敌人毫不留情,但对同志却像春天般温暖。当年的北大荒,环境非常艰苦,住在自己动手打的地窝子里,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他的个子不高,大伙都叫他“小个子”,个子虽小但机智勇敢,胆量过人。因工作队分散在各村各户,他平日来往于县、区的乡、村、户之间,有紧急情况则必须赶回县里或区里,所以常常深更半夜手里提把盒子枪,只身一人穿梭在漆黑不见五指、偶有狼兽出没的山路上。
惜别妻子
1948年10月,李生辉被调往辽宁省作为全权代表接收辽宁锦州合成炼油厂,1949年1月,被调往本溪钢铁公司运输部任监委书记,1950年又先后担任南芬铁矿党委组织部部长、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50年11月26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根据目前军事运输的需要,必须迅速有效地及时抢修主要的公路提高运输效率供给军需,因此已责成交通部公路管理总局连同各省公路机构组成‘公路工程总队’计两千余人,以便迅速赴朝担负抢修的重大任务。”据此,“中国人民志愿公路工程总队”宣告成立,总队下设两个大队8个中队24个分队。李生辉任东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公路管理总局公路抢修中队中队长。工作中,他坚持原则、作风严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热爱生活,性格乐观,喜欢把当地民间小曲记在本子上随身携带,闲暇之余就拿出来哼唱。
1951年5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同时征召地方人员参加。李生辉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报名要求参加。赴朝前,妻子樊忠清已有身孕,他依依不舍地对妻子说:“去朝鲜,这是舍小家、保大家,等打败了美帝侵略者,咱们再团聚。”他叮嘱妻子:“一定要注意身体,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同时教诲妻子:“要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提高工作能力,多用思想考虑问题,分析问题,工作才能逐渐有预见性。”
后勤保障
1951年6月15日,时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第5分部19大站参谋长的李生辉随部队入朝。大站是兵站勤务系统的最高组织形式。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后,志愿军后勤主要抓本部和分部、军后勤的建设,而将仓库、医院、汽车部队等勤务保障部队划归兵站、特别是大站领导,也就是实行站、(汽车)团合并和站、(医)院一体化。大站由过去单纯接转物资、招待过往部队的简单组织,转变为基地性质的指挥和管理机构,是集供应运输、医疗后送、道路维修、对敌斗争为一体的保障实体。
对于没有军队经历和经验的李生辉来说,他深感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刚到站不久,他就参加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召开的首届兵站工作会议,他也明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接收、保管、分配与运输物资,收治、转运伤病人员,保证交通顺畅,维持后方秩序和治安,肃清军事间谍和特务。为尽快熟悉情况、履行好职责,他深入机关每一个部门和基层每一个站点,虚心学习、用心思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兵站的基本任务、工作性质、办事程序等做到心中有数,并在协助两位主官做好物资供应、后送伤员等工作中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指挥才能。
1951年8月,美军趁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之机,在发动夏秋季攻势的同时,对志愿军后方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空中封锁战”——“绞杀战”。为避免敌机轰炸袭扰,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提出把后勤的主要工作转入夜间进行。为落实上级指示,19大站建立了以兵站为主,由汽车、铁运、医院、装卸等参加的联合办公制度,白天联合办公,夜间分头行动。李生辉为了搞好协调,总是从全局上分析情况、周密部署、解决问题,千方百计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后勤保障效率。
1951年11月18日,李生辉在组织运送物资时突遭敌机轰炸,不幸中弹牺牲。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