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党如何打开国际传播新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契机，我们党在国际传播上艰难起步，逐渐破局，不断成熟，打开了国际传播崭新局面。国际传播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步伐。
　　艰难的起步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封锁和新闻封锁，使得革命根据地以外的民众很难了解到根据地内的实际情况。不仅如此，国民党还长期对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污蔑，误导国内外民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党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方针之后，很快掌握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主动，也逐步开始掌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先是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毛泽东成功接待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来访，后者写出传世名篇《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为《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风靡西方，对于抗战初期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极大作用。随后，党又按照既定方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积极主动与国民党沟通，促使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公开渠道向国际社会宣传自己的抗日救国主张提供了可能。至此，党迈出了抗战时期国际传播艰难的第一步。
　　建立宣传阵地。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是在国共合作大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经过反复协商，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全民族抗战期间，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河南林县、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贵阳设立八路军交通站。党除了把这些办事处、交通站用来执行军事协调任务外，还充分利用这些合法立足之地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先后设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举行记者招待会、登门拜访等活动与各国驻华使节广交朋友，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增进国际社会对于我党我军的了解和同情。除此之外，党还与英国驻华大使和香港总督协商，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向港澳及南洋各地人民广泛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据此，我们党打破了国民党对于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时创立了我们党第一个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组，主要编译国际宣传资料；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时增设了“国际问题研究室”，开展对外宣传决策的研究。此外，经过据理力争，国民党勉强应允我们党在国统区发行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作为党在国统区的公开合法阵地，这些报刊也是及时而直接地向国统区的外国人并通过他们向世界人民宣传我们党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争取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到边区参观。为了批驳敌人的造谣污蔑，我们党争取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到延安和各根据地参观。党中央于1937年在延安筹建了一个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的交际处，通过接待一批批来延安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把边区的情况向全世界宣传出去，获得了海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同情和支持。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通过实地到延安的考察，对我们党由怀疑转为信任、同情，并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是我们党在国际传播方面“争取过来，宣传出去”的一个典范。1944年6月，延安交际处接待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其中有代表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社、《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著名记者。参观团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全面考察，回国后用详实的材料大力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用雄辩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这些外国记者对我们党的宣传取得了国际传播效果。
　　走上国际讲坛。派代表到国际讲坛直接宣传，是国际传播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1938年2月1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讨论全世界抵制日货及援助中国的方法和步骤。我们党经过与国民党交涉，获得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派吴玉章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报告，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抗战接近胜利之时，即使国民党想封锁我们党的声音，想遏制我们党前进，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标志性的事件是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同盟国的领袖们在考虑重建未来世界的秩序，成立一个崭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最初是企图包办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这理所应当地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反对，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给我们党一个参加大会的代表名额。我们党派南方局主要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并在宪章上签字。在美国期间，董必武在华侨举办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他还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美国筹划出版了用英文印刷的《中国解放区实录》，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取得的伟大成就。董必武在美期间的上述工作，增进了国外华侨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对于我们党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是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成功亮相。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