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实际出发探寻革命道路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实行新闻封锁、进行舆论抹黑，国内外严重缺乏对“红色中国”的真实了解。在此背景下，1944年夏，爱泼斯坦以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身份，由重庆，经西安，到达延安。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爱泼斯坦深切感受到，同一国度内国共两党的统治区竟有着天壤之别，并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是红色的。深深打动爱泼斯坦的不仅是军民一家的民主氛围，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更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数十年后，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浓墨重彩地介绍了1944年的延安见闻，而使他久久难以忘怀的便是中共领袖的群像，其中使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毛泽东，“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
　　“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
　　“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是毛泽东留给爱泼斯坦的第一印象。在访问延安前，爱泼斯坦可能设想过初见毛泽东时的场景，但真正见到毛泽东后，他还是为这名中共领袖和整个中共领导层的简朴所震撼。记者团首次采访毛泽东的地点被安排在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大会议室。在这个出台过一系列决定中共命运、民族前途的会议室里，竟无一件值得称道的办公物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悬挂着的孙中山、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以及毛泽东本人。
　　在延安期间，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平易近人的特点表现在他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进行过多不必要的限制。在延安遍地黄土的大街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不带警卫的情况下，同老百姓们进行亲切深入的交谈。在同人们合影时，毛泽东既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导他站在中间，他可以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就站在别人身后。在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一起用餐时，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当毛泽东听闻记者团即将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专门与两位同事一同到爱泼斯坦居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赠送了延安石印的带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照片。这令爱泼斯坦大为感动，一直珍藏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泽东在工作中也处处彰显着他平易近人的风范。如在记者团采访毛泽东的活动中，不仅有毛泽东向记者团作报告，回答记者提问，还安排了单独谈话环节。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在接受单独访问时，他非但不设时间限制，甚至有时会连续好几个小时。毛泽东既接受记者的提问，也喜欢“反客为主”，对记者提出问题，“向他的采访者提问他们所知道的和心里所想的事情，以扩大和检验他的知识面”。这样无拘无束地采访政党最高领袖的方式，无论对于哪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少有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待人诚恳、热情的工作作风。
　　“在展望发生在中国未来的事件时很准确”
　　在爱泼斯坦眼中，毛泽东是一位拥有先见之明的伟大领袖，“在展望发生在中国未来的事件时很准确”。如在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便成功预见到将有三个战略阶段，并对中国军队应在各阶段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科学研判。这些理念为中国军民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又如，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曙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为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后，爱泼斯坦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对革命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源于他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1927年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着国共分裂的巨大风险，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到了中国革命可靠的同盟军。爱泼斯坦还发现，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深思熟虑的性格特点，他高度关注中国现实状况，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党内热衷于谈论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苏联的文化，而置中国革命的特点于不顾时，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的独特国情，即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大城市之外。为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到农村中去向人民大众学习，从中国实际出发探寻中国革命道路。在革命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毛泽东十分强调坚持原则。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无论是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还是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与武力挑衅，毛泽东都强调从民族大义出发，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决避免中国内部的全面冲突，尽可能地团结抗战力量，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毛泽东在异常繁重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从容不迫的状态，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毛泽东每天不仅要处理事务性工作，还要进行理论创作；既要避免发生内战，又要促使国民党更好地对日作战。然而在如此重压之下，记者们却普遍感觉毛泽东在工作生活中“好整以暇”“举重若轻”。这同国民党首脑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在信中告知了自己的妻子邱茉莉：“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知人善任的特点也让人赞不绝口。当时凡是关注国民党上层政治的人，都对蒋介石在用人上迟疑、死板的风格略知一二。“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相反，毛泽东则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给予高级将领充分的处置权。特别是在各根据地交通不畅、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毛泽东既要求八路军将领严格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又赋予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指示的权力，将一致性和灵活性充分地结合在一起，自主探索符合实际的抗战方式。
　　毛泽东出神入化的语言表达艺术令人折服。毛泽东在使用极简单的方式作宣传时，不仅可以准确表达关键信息，还能使内容增色不少，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毛泽东曾以“抓跳蚤”为例，向部队说明灵活性和主动性在作战中的极端重要性。“愚蠢的敌人用十个手指来按住十个跳蚤（比喻解放军的小股部队），然后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敌人的‘手指’砍掉。”从类似脍炙人口的讲述中，爱泼斯坦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思维是多么活跃，对实际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