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古代官学的补充,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任,沉淀着古代学者的思想精华、展现其学术交锋。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塑造上,尤其是对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位于晋江安海,与温陵书院、小山书院、欧阳书院并称为泉州“四大书院”的石井书院,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传统书院之一。尽管石井书院不是由广建书院的朱熹所创建,但与朱氏一门三代有着不解之缘。
二朱过化开闽学
安海,位居福建东南。古名“湾海”,北宋开宝年间改为“安海”,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北宋末在安海设立津卡时,由于安海码头有“石泉井”,因此称为“石井津”。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建镇,名“石井镇”。首任镇监是朱熹的父亲朱松。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人称韦斋先生,是北宋理学名家杨时的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于建炎四年(1130年)奉调任石井镇镇监。任职期间,朱松在政务之余常召集士人学子讲习义理之学,由此开安海理学教化之先。来听朱松讲学的士人学子络绎不绝,富商黄护为朱松的才学所服膺,在知晓其讲学场所容量不足后,捐资献地,在官署旁兴修学社以方便朱松讲学,名为“鳌头精舍”,也就是石井书院的前身。自朱松在鳌头精舍讲学始,闽地理学开宗而安海学风大兴。石井书院与朱氏一门三代的因缘也由此而起。在朱松之后与石井书院结缘的是朱熹。
朱熹,南宋著名理学家,幼时曾随父亲赴任而暂居安海。后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授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赴任,兼领学事。据《舆地纪胜》记载,朱熹在同安为官时常至安海,与父亲朱松的好友谈论经义,讲学不断。镇上的学子受此激励越发向学,安海学风日渐兴盛。以故,安海被称为“二朱过化”之地,理学也自此兴盛。而石井书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建的。
四民同心振学风
南宋乾道年间,朱熹的学生傅伯成有感于朱松、朱熹父子对安海学风的影响,于是在鳌头精舍建“二朱先生祠”,绘二朱画像并奉祀,后简称为“朱祠”。嘉定四年(1211年),石井镇镇官游绛为当地学子求学之需,报请泉州知州邹应龙重修鳌头精舍,获得邹应龙的支持。于是,官绅士商共同捐资,按照府县学宫规制,在鳌头精舍原址建造石井书院。而在此时,正巧朱熹的第三子朱在以荫补官,通判泉州。由此,朱在得以参与监督、管理石井书院的兴建事宜。自此经朱松、朱熹至朱在,祖孙三代都与石井书院发生了联系。一门三代与书院结缘的情况,在中国书院史上实属罕见。
次年(1212年),石井书院落成,与朱祠合二为一。书院前设柩星门,中建大成殿,后立尊德堂,并绘制二朱先生像于尊德堂,同堂异室而祀。东西两边分建“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西序之前建杏坛,东序之左藏祭器。其规模建制,在当时泉州书院中位列前茅。其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游九功任泉州郡守时,又对石井书院进行了修缮和扩建。书院制度完备,设有山长、司纠、待宾、训导等教职。历任山长有顾长卿、余谦一、陈元鳞、陈惟白、刘绍祖、陈棨仁等。
石井书院自建成以后,经历过风雨等自然灾害,也经历过人为侵占的破坏。但从未完全废弃,经过了多次的修缮、重建。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知府徐源、推官柯汉主持重建石井书院,塑朱熹像祀之。弘治十年(1497年),在知府李哲、同知罗憓的支持下,安海等地的乡绅、平民共同捐资,重新修建石井书院。嘉靖九年(1530年),在乡民的请求之下,由知县钱楩出公帑及富民出资再次进行修建。万历年间,石井书院被豪富侵夺。但在秀才黄汝良等人的抗争下,知府窦子偁出面勒令归还书院,并对书院进行了修缮。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当时的泉州通判提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可小觑,于是乡绅们再次捐资,增创朱祠台门及两庑,延请名师教学,恢复学校本色。嘉庆十九年(1814年),乡绅又捐资大修。
自朱松于鳌头精舍开讲,经由朱熹论理讲学,再到石井书院创建,安海学风为之一振,一扫“七闽之俗逐末”之风。石井书院在几次毁废后能得到各方修建的支持,是因为安海学风兴盛导人向学。而安海学风之振,二朱讲学、兴学之力甚大,书院“教明于上,俗美于下”的成效也居功甚伟。
继往开来焕新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正式下令废除科举制度改办新学,旧式书院面临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危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安海华侨和地方乡绅蔡德远、陈清机等人发起,创办了“安海公立养正两等小学堂”,初址即位于石井书院。1925年,由倪剑堂倡办的“进化女学”,初期校址在朱祠,也即现今的石井书院。石井书院尝试由“旧大人之学”向“新式童蒙之学”转化。
进入21世纪后,晋江市、安海镇两级人民政府联合,再次对石井书院进行修缮。秉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保存了宋代石井书院的面貌。书院内设立了《朱子家训》宣传展廊,还有安海近代教育大事记、石井书院历史沿革展示等,为了解安海文教、保存文脉提供了载体。二朱闽学对安海学风的振兴,传统文化在石井书院的积淀,必定会在将来再次如春风化雨般融入日用,重新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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