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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曲阜明故城东北约一公里的地方，建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庙宇——周公庙，庙里祭祀着周武王姬发之弟周公旦，这座庙也称鲁太庙。在周公庙正殿前的甬道西侧，矗立着一块布满岁月印记的石碑——《金人铭》碑，此碑因刻于其上的《金人铭》一文而得名。根据碑文记载，此碑立于1840年，由当时曲阜举人、时任内阁中枢的孔子第72代孙孔宪彝书写。“铭”是一种刻在器物上用以警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相传，《金人铭》是周公训诫儿子伯禽的铭文。铭文内容既有周公对立身处世的思考，也有对为官从政的经验总结，饱含了周公修身从政的思考。
谨言慎行
《金人铭》碑不仅记载了周公对儿子伯禽的谆谆教导，还描述了当年孔子来到太庙，观看《金人铭》的情境。碑文伊始便讲：“孔子观周，入后稷之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意思是说，孔子到宗周参观，在后稷庙中看到庙堂右边台阶前面立有一个铜人，铜人的嘴巴被封了三层，而背上有这样的铭文：这是古时审慎说话的人，以此为戒！接着，碑文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意思是说，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就有可能多过失；不要多生事，多生事就有可能多祸患。所以古人才讲“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对此，碑文以“曰是何伤？祸之门也”点睛。作为一个文武兼备、深谋远虑的国之重臣，周公对儿子伯禽的嘱托以谨言慎行开篇，足以可见言行修养对个人修身立德的重要影响。在孔子看来，在多听的基础上广泛了解，对于那些有疑惑的地方暂且搁置起来；即使是谈论确定无疑的事情，也要谨慎地说出，这样就减少过失。在多看的基础上广泛观察，对于那些察觉有危险的事情暂且搁置起来；即便做那些安全无害的事情，也要谨慎地去做。
应该说，对于言行修养的重视贯穿儒家修身路径的全过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为官从政者的行为对百姓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这就更加要求为官从政者谨言慎行，少说空话、力行实干。
居安思危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覆亡的原因有很多，安逸享乐、放松警惕往往就是其中之一。碑文说“安乐必戒，无所行悔”，这是指安逸快乐的时候一定要警戒，不做任何使自己后悔的事情。殷鉴不远，周公认真反思商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牢记商纣王在酒池肉林奢靡安乐中丧失民心的反面教材，鲜明提出戒除安乐、居安思危的观点，不去做那些让自己后悔的愚蠢行为。有的从政者沉迷安乐，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毫无洞察力，对可能扩大的隐蔽风险毫无戒备心。为此，碑文说“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这一段采用说理与举例相结合的方式，力陈奢靡安乐对于一个国家的破坏性影响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人们防微杜渐。不要以为奢靡安乐没有什么妨害，这个祸患的持续时间将会很长、破坏性会很大、影响面会很广。就像小火不及时处理，大火就更难扑灭；小溪不及时阻塞，最终会汇成河流；细丝不及时斩断，最终会织成罗网；小苗不及时拔，将来只能借助斧头来清理。《周易·系辞下》中说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韩非子》中讲“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诸如此类名言用典，都在历陈居安思危的辩证之理。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其生存发展的威胁，不仅仅是那些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或灾难，有时候那些不易察觉、缓慢积累起来的倦怠与松懈往往更具破坏力。所以，当政者即使身处顺境也要有忧患意识，对于潜在风险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处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临深履薄，如此才能安身保国。
不耻下问
伯禽初入鲁国，对于鲁国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生态并不十分清楚，尤其当时适逢武庚叛乱结束，鲁国仍然面临着清除残余敌人和维护西周政权的重要任务。因此，周公叮嘱伯禽一定要在待人接物上谦虚恭敬、与人为善，切不要逞强好胜、四面树敌。碑文中说“内藏我智，不示人技”，尝试着先韬光养晦、以待来日。当然，除了韬光养晦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谦恭姿态求教于人，不耻下问。碑文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这是说君子知道不能位居天下人之上，因此甘居人下；知道自己不能位列天下人之前，所以虚心在后。温和恭敬，谨慎修德，使别人倾慕自己的品德；示弱处下，没有人与自己相争。江海虽然是位居东边，但却是百川之长，正是由于地势较低的原因。天道行事没有偏爱，还能谦逊对人。
《论语·述而》提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尚书·大禹谟》讲“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求学、与人为善、低调内敛、不耻下问一直是传统文化倡导的优秀学习态度。今天，这种虚怀若谷的格局胸怀和谦恭有礼的品德修养仍然是我们需要念兹在兹、久久为功的努力方向。
岁月无声，唯石能言。《金人铭》作为周公诫子箴言，被称为古代家训的典范。就任鲁君后，伯禽谨记父亲教诲，励精图治40余年。伯禽也因感念服膺于父亲周公的德治教化，遂在曲阜县城北筑高台望故土，史称“伯禽望父台”。千年之后，当我们驻足曲阜周公庙《金人铭》碑前，品读这段俊朗而有韵味的文字，周公修身教子的拳拳之心和智言慧语依然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