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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因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论断，《国语》的编纂者长期被归至左丘明名下，甚或认为《国语》乃《左传》撰成后的剩余材料纂辑而成。又因两书记载历史时期相近，每有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这种定位极大地掩盖了《国语》在文学、史学乃至哲学上的真实价值。作为先秦“语”类书之集大成者，它不仅保留了不同地域文化圈的特征，记载了治国善语善迹，书中所载历史事件及所明之德更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不断塑造着修身明德的民族性格，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尊周宗鲁以成书
《国语》乃各国史料汇编而成，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一地，故其作者不可确指的观点逐渐获得更多共识。既是史料汇编，可知《国语》中所录文章应是由不同时代各国史官写就的，编者更多只有选材、编排、润色之功，这一点远不同于《左传》等书“作”的性质，也塑造了《国语》一书独有的艺术魅力。
从选材范围来看，《国语》选择了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有代表性的诸侯国的史料。记载了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间直接影响中国全局或区域性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从西周晚年周厉王被流放，到周幽王被杀死，从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楚国的盛衰，到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的争霸，无不囊括其中。
从编排结构来看，《国语》创始国别体例，共立21卷。其顺序与卷数如下：《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之所以如此排序，许多学者如清人董增龄、今人白寿彝等认为是按周王室与鲁齐晋郑的关系、诸夏和蛮夷的关系来安排的。《鲁语》继《周语》之后，可知宗周尊鲁之宗旨，故鲁虽弱小却在齐晋之前。《齐语》继之，仅记齐桓公霸业，因其对周王室有夹辅尊崇之功，也是齐鲁关系最好的时期。再为《晋语》，因晋之始封在周开国之后，且有辅佐之功，《周语中》载“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再为《郑语》，仅1卷，最后为楚、吴、越之语，因僭越称王而靠后。
从文章风格上来看，因受各国政风影响，全书颇不一律。明代学者陶望龄说，“《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点出了各语呈现的不同地域文化圈的特点。周、鲁、郑三语以礼乐文化为底蕴，风格相近，浑朴平实，多长篇大论，涉及政治、哲学、伦理、经济等多个论题，颇有战国子书之气。齐国锐意进取，顺因民俗，文风与战国法家相仿。《晋语》文风则如政局一般波谲云诡，多权谋与机心。楚、吴、越三语则文风恣放、描叙精彩，尽显南方史家之风。
时空并行记言事
中国古代史官历来有所谓记言、记事之分，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落到具体实践，往往言事难分，事中有言、言中见事。故《国语》虽以着重记言、以国分类为其特色，但作为史书，又必然会遵循一定的历史顺序，体现出“纪事本末法”的特点。因此，在《国语》全书中，以“国别”为表征的空间结构与以“历史进程”为顺序的时间结构，互为补充、相为映衬，呈现出时空双线并行、记言记事相融的特点，反映了作者相当高超的编纂技巧。
《国语》详于记言，而言说离不开事件，故王侯卿士大夫之语都需要特定的叙事框架作为背景。全书叙事框架又呈现出背景、议论、结果三段论式的特点：背景交代事件缘由；议论展示人物言语；结果体现人物言语预测的历史回应，每篇能追一事之终始。以《周语》所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为例。事件背景是“厉王虐，国人谤王”，而后邵公进谏，指责周厉王监谤以杀行为的错误性，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核心观点并展开论证，但因厉王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三年乃流王于彘”的可悲下场。这番时序叙事，使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重民思想更显振聋发聩，时至今日仍在历史的长河上久久回响。
若离开叙事文字，单以议论来看，一番言语又俨然一篇立论明确、逻辑严谨、结构紧凑的说理文。议论的展开又常以宾主问答对话的形式呈现，篇章重点多由答者托出。如《齐语》突出桓公、管仲“明君能臣”的组合，通过“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等一系列桓公亲问、又问的问题，引出管仲“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等强国之道和改革思路。
以记事而言，周、鲁、晋、楚略记一国之事，齐、郑、吴、越则专记一国中之一事。如《晋语》共9卷，其中《晋语一》《晋语二》记骊姬之乱，《晋语三》记惠公之行，《晋语四》记重耳流亡，《晋语七》记悼公之功，这几组文章犹如人物专辑，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人物而完成整体故事单元，铺开了晋国的兴乱盛衰史。吴越二语则主要记两国争霸之事，《吴语》讲夫差之兴衰，俨然是一部《吴王夫差传》；《越语上》以勾践为中心讲如何聚民灭吴，《越语下》以范蠡为中心讲兴越史实。后世《战国策》《春秋后语》等为代表的国别体史书也可看出《国语》的影响。
求多闻善败以监戒
“语”是先秦时一种固定的文体，各种语集为数不少，有《铎氏微》《虞氏春秋》《春秋事语》等。而《国语》可谓是先秦语书之集大成者，在体例完善度、内容丰富度和篇幅数量上均可称最。《楚语上》申叔时在谈到教育太子要使用的9种教材时，除了用到“春秋”“世”“诗”“礼”“乐”等，还明确提到“语”，认为“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语”，即“治国之善语”，其用便在于明德，以达到“求多闻善败以监戒”的目的。
《国语》所“监戒”首在重民。故论及民神时，先民后神，论及君民时，以民为主。《周语上》记载了内史过综论神、民、君三边关系，认为民神不可偏废，所以当虢公派祝史求神赐土地时，内史过说，“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4年后虢国果灭于晋。《鲁语上》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心图民”及“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国家才能安定有序的宝贵思想。
次在崇德。在《国语》中，德福相应的论调贯穿始终，国君的品德修养，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国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乃是兴国之征；国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则是亡国之兆。卿士大夫乃至普通个人之德亦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夫德，福之基也”“忧德不忧贫”“忠信而本固”思想的助推下，忠、信、仁、义、智、勇、孝、惠等美德不断强化，在代际传递中积淀为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
再在用贤。一部《国语》，客观上展现了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礼崩乐坏史。大国相争，孰能争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君能否用贤。《齐语》在全面总结概括桓公征伐强暴、扶助弱小、捍卫中原的功绩后，于文末点出用贤的至关重要性：“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吴、越二语也着重分析了吴从胜利走向失败，而越能够在失败中奋起，“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最终给中华民族树下无畏失败和苦难的精神丰碑的原因。
（责编：赵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