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第三线”上的广大华行共产党人

广大华行1933年创办于上海，主要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后来发展为我党隐蔽战线的一处重要据点，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华行迁至重庆，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及海外多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1938年前后，按中共中央指示改组，成为我党在“第三条战线”上的重要载体和党的地下组织创办企业的成功典范。
       公司成为党的重要据点
　　1932年，进步青年卢绪章与田鸣皋、钱兴中3人集资150元法币设立光大行，从事西药及医疗器械邮购业务。不久，卢绪章、田鸣皋又与杨延修、张平、郑栋林等5人合作，接办光大行，并改名为广大华行，继续开展西药、医疗器械的邮购服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广大华行就发展成一家初具规模的西药商行，业务也得到很大发展。
　　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卢绪章积极参加救国会举办的游行示威和宣传活动，成为该会骨干之一。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在上海洋行华员中筹建上海洋行华员联合会（简称“洋联”）。卢绪章、杨延修、张平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身份，参与“洋联”筹建工作，同年10月“洋联”正式成立。“洋联”经常举办时局形势报告、社会科学及哲学问题讲座，还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义勇军训练。
　　全面抗战爆发后，卢绪章等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爱国活动，并参加战时服务团，救护伤民和难民。同时参加中共上海地下党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举办的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不久，卢绪章等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也随之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此前后，中共江苏省委职委委员吴雪之接手领导“华联”和“银联”（华联同乐会、银钱业业务委员会）的党、团工作。不久，他担任广大华行业务主任，任务是为党筹集活动经费。
　　受战事影响，广大华行经营面临困难，卢绪章等5位创办人决定将广大华行的业务重点转向西南地区，并于1938年1月设立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当时货物运输困难，广大华行决定开办代客运输业务，并与上海一些公司建立销售代理关系。同时，广大华行正式成立董事会，推举莫其昌为董事长，田鸣皋为总经理，郑栋林为昆明分行经理，卢绪章为上海分行经理。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滇越铁路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国际通道，广大华行在西南大后方迅速站稳了脚跟。
　　1939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听取中共江苏省委刘晓、刘长胜汇报后，决定在上海物色干部到大后方建立党的“第三线”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等任务。刘晓和刘长胜经慎重考虑，认为广大华行不仅在上海有多年经营基础和社会基础，经营业绩卓著，而且在西南大后方也有一定的经营实力和社会基础，特别是卢绪章作风稳健，组织领导能力强，是个适合担当地下秘密机构的人选。于是决定派卢绪章去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把它改建为地下党的“第三线”秘密据点，执行特殊任务。当时，卢绪章在上海已被敌特注意，原本决定转移至苏南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正要成行前，吴雪之通知卢绪章，要他去重庆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卢绪章考虑到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向刘晓提出派一名党内政治水平高的同志到广大华行上海分行工作，加强党的力量和沪渝间的联系。上级经过研究，同意由吴雪之到广大华行上海分行任会计主任，便于联系上海与重庆之间的各项工作，在广大华行上海分行期间，与刘长胜单线联系。
　　生意越做越大，隐蔽条件也越来越好
　　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在重庆亲自领导。卢绪章等在大后方广交朋友，积极参与各界的经济合作活动，不仅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使经营的各项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同时又以此为据点，掩护党的秘密活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40年春，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刘晓、刘长胜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一个商行，由党员负责经营，作为党的特殊机构执行党的特殊任务。同年春夏间，刘长胜指示吴雪之撤出上海广大华行，和缪蔚君、麦文澜筹建一个经纪机构——协鑫号，由吴雪之任总经理。刘晓和刘长胜给吴雪之的主要任务是：一、用党中央拨给江苏省委的一笔专用款作资本，在货币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证不贬值；二、争取多赚钱，提供地下党脱产同志的生活费用和党的其他经费需要；三、掩护部分在沪的重要领导同志；四、锻炼和培养一批党的经济工作干部。
　　1941年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被日军占领。刘晓立即指示吴雪之以协鑫号总经理的身份随同龚饮冰去香港，将党组织储存在香港的资金购进货物并转移到上海。吴雪之冒着巨大的风险在香港奔走，采购物资和转移资金，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协鑫号几经周折、几经发展，发挥了党的地下经济机构作用，掩护了多名领导同志，并提供给党组织大量的经费。
　　就在协鑫号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隐蔽条件也越来越好之时，根据形势的需要，刘晓决定吴雪之重返广大华行，由吴雪之任广大华行党支部副书记，加强党对广大华行的领导，协助卢绪章主持工作。这时的广大华行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际贸易集团。1944年，广大华行又与民生实业公司合作筹办了以进出口贸易、造纸、运销药材、运输和代理买卖、经办地产等为主的民孚企业公司。此后，吴雪之又以投资者的身份参加民孚企业公司，被推为民孚企业公司董事兼任协理。
　　卢绪章在吴雪之等人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工作，不但与国民党政商界重要人物“打得火热”，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并利用国民党的关系与盟国甚至沦陷区做生意，运输、经营各种紧缺物资，使广大华行很快变成“资本充裕、后台强硬、商贸网络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大公司，并开展进出口业务，建立、维持了从上海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秘密交通线。通过交通线，广大华行的共产党人将药品、武器等物资秘密运往各大抗日根据地。由于经营有方，广大华行账面利润高达数十万美元，其资金成为中共党组织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抗战时期很多“八办”房产的购入，都是由广大华行提供的资金。
　　以“资本家”的身份开展工作，守护好党的秘密战线
　　抗战胜利后，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决定迁回上海，并与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美国分公司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进口西药、化工原料、五金材料等业务。其间，卢绪章等按上级指示，在积极扩展广大华行业务的同时，进一步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并与民生公司合资成立民安保险公司，先后与人合办万力制药厂、建业民行、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以适应自身发展和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的需要。
　　1946年，中共广大华行支部在卢绪章家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卢绪章任支部书记，吴雪之任副书记。根据刘晓安排，广大华行由卢绪章总负责；吴雪之负责对内，遇到问题互相商量解决。
　　1947年4月，广大华行成立中心制药厂，卢绪章担任总经理，经报组织上批准，特别“邀请”陈果夫担任制药厂的董事长。此外，卢绪章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等企业。利用这些人提供的保护，广大华行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向党的“第一线”“第二线”机构和解放区秘密输送了情报、急需物资以及大量经费。
　　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广大华行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和暗中调查。为防不测，上级指示广大华行党组织紧急撤退到香港，将资金和地下党员集中到香港待命。
　　广大华行立即停止发展原有各项业务活动，把资金集中于香港使用。卢绪章亲自到香港进行筹备工作，创办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房地产公司，分别由卢绪章和杨延修任经理。吴雪之随广大华行转移至香港，负责为党筹集经费。广大华行党组织通过不懈努力，在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之前，将大部分资金、外币和黄金安全转移到香港。不久，总行也安全转移到了香港，并将资金分批转交给党组织。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临近，中共中央来电指示：因解放区需要大量干部，广大华行除香港外，所有国内外分支机构一律结束。周恩来、任弼时密电香港：香港广大华行仍予保留并与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领导，广大华行的党员干部除舒自清、张平留在香港工作外，其他同志都回来参加接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吴雪之回上海参加接管准备工作，卢绪章等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至此，广大华行完成使命，将积存资金上交党组织，附属企业也先后归并入国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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