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阅读人民日报的美国汉学家

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年）是美国当代声望比肩费正清的著名汉学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研究领域横跨中国近代、古代思想史和当代中国政治，著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书。史华慈曾于1975年、1981年两次到中国访问，他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中文名体现了浓厚的儒家价值观：“历史、中华、仁慈”。
    （一）
　　史华慈1916年12月21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0年获哈佛硕士学位。二战中断了史华慈的学术生涯，他于1942—1945年在华盛顿的美国陆军通信兵部队工作，1945年在日本担任印刷业检查官。二战经历是促成史华慈进行东亚研究的重要契机，他于1946年服役结束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从事当代中国研究，1950年获博士学位，第二年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出版，成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史华慈也成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细致梳理了1931年底毛泽东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之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路线）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客观革命形势及共产国际的多重影响，分析了“毛泽东主义战略”与马列主义教条的区别。史华慈驳斥了当时认为中国革命是受苏联指使观点，明确指出“毛泽东主义战略”和苏联的道路不一样，更不是莫斯科的提前计划：“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史华慈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常，但需知他是在中苏关系友好，也是在当时美国人中颇流行的中国共产党受苏联控制假设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因而体现了史华慈极具前瞻性的洞见。
　　史华慈学术生涯前期聚焦于当代中国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论文集《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1968）。他有经常阅读《人民日报》的习惯，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特别重视对原始文献的收集与阅读，强调从文本中探求历史真相，对道听途说的东西从不轻信。1952年，史华慈与费正清、康瑞特·布兰德等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收集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至1950年的40套重要文件，为外界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
　　史华慈撰写《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时，便已发现中共早期领导人几乎无一不与五四运动思潮有过密切联系，如果脱离前面这段历史脉络，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等人的思想世界。因此，他不断追溯中国思想世界的历史脉络：首先考察支配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影响的近代思想；最终返本探源，追溯近代思想的古典源头，回到先秦时代，开启了一项探究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伟大“冒险事业”。
　　在探究中国近代思想过程中，史华慈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近代西学翻译先驱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特殊重要性，因此，他将严复对西学的翻译及阐释与斯宾塞、斯密、穆勒、孟德斯鸠等人的原著进行了系统的对比研究，于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由此奠定了他与列文森齐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地位。
　　史华慈认为，严复之所以译介西学，是为了探究西方富强之源。在“寻求富强”的现实关切下，严复之所以推崇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思想家强调的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观，与其说是服膺其“抽象的内在价值”，不如说是推崇“它们能作为达到富强的手段这一直接价值”。严复对西学的译介和阐释，不仅与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脉络深度契合，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等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而且严复作为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在阐释西学时“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意味深长”，他“迫使我们去注意双方文化中均存疑窦的问题”。
　　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同时，史华慈已开始关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哈佛多次讲授“中国思想的渊源”“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等课程。经过20多年教学、思考的积淀，他于1985年出版了代表其一生学术巅峰的巨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史华慈深受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影响，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期内，古代世界的许多高等文明都出现了某些“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通过反思的、批判的以及甚至可以称为“超越的”途径，把他们本身及其所处的文明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史华慈对中国上古、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古典思想进行了深入考察，“开拓了从世界众多思想脉络过程中解读中国古典精神的大格局”，“推动了对中国经典文本及其相关研究的再审视和再诠释”。
    （三）
　　虽然大部分海外汉学家的中国研究都会因其本身的“母文化”背景而具有一定比较文化研究的视野，但很少有学者能像史华慈一样“将比较的视野融入了他终生从事的、对于以朱子和中国古代思想为中心的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研究工作之中”。史华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家庭背景、渊博的知识和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念有关。他出身犹太家庭，掌握英语、希伯来语、法语、日语、中文等12种语言，具有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独特优势。
　　史华慈始终相信，“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及福柯所说‘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他认为，历史学者在研究异文化时，如果过度强调文化的差异，就会妨碍自己去理解异文化表象中那些复杂的、经常是彼此矛盾的因素，也可能无法认识到这一文化随时间而不断发生的变化，更会忽略当地人们思想和行为中那些具有跨文化特质的、符合普遍人性的、与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雷同或有呼应的方面。因此，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不在于具有异国情调的奇特性，也不在于对西方而言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他者性”，而是作为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宝库，一间有着独特装备的巨型实验室，它能更好地探究如何走出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因此，史华慈中国思想研究的最大特色，就是他善于从人类文明比较视野来探究中国古代思想的独特魅力，正如著名学者杜维明所说，“假如我们注意倾听史华慈的故事，中国的思想家们总是处于与摩西、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迈蒙尼德、斯宾诺莎、卢梭、亚当·斯密、斯宾塞、马丁·布伯的对话过程中。几乎仅凭借个人的力量，史华慈将他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
　　当然，史华慈也指出，在讨论不同文化中蕴含的普遍人性维度时，同样不能忽略文化差异，否则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就无法获得更加充分、不受遮蔽的理解。他对不同文化普遍问题意识的关注不仅没有让他忽略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反而使他对不同文化的独特性有更深刻的洞见。当他将《论语》与柏拉图《理想国》中“最好的人”，将墨子与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等对比讨论时，我们不仅能看到中西思想家共通的问题意识，而且对中西思想的差异性也能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也更能领会中国古代思想的丰富意蕴。
　　总之，虽然史华慈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中国的思想世界，但他不仅是一名“中国学家”或“汉学家”，也是对人类文明有深邃思考的杰出思想者。他的中国学研究以人类文明为背景，中国学研究同时又深化了他对人类文明的研究。正如历史学家朱惠政所指出的：“没有中国学研究为基础，他的人类文明研究不会有这么深的根基；没有人类文明研究的宏观视野，他的中国学研究就不会有这样不同寻常的定位。”
　　史华慈于1999年11月14日在家中逝世，享年82岁。随着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推进，史华慈具体的学术观点可能会被补充、修正或进一步完善，但他那种“跨越文化的、普遍的人类关怀”和对人类生存面临困惑的深邃思考，对各种文明兼容并包的精神，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立场不会过时。史华慈反对将文化视为“建基于一些固定主导原则上的紧密、封闭和高度整合的系统”，认为“文化是一种未经决定的、不稳定的、相当松散的整体”。因此，我们之所以要对其他文化进行透彻的了解和欣赏，并不在于这些文化可以解决所有人类生存的困惑，而是因为它们全都一直在竭力解决这些困惑，这就使我们能接触到这种持续进行中的交流互动，从而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偏颇的和贫乏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史华慈的这些洞见，在当今这个文化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和深入的全球化时代，极具穿透力和启发意义。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