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如何加强民主政权建设

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津浦路以东的山东大部地区和江苏、河北边界的部分地区，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坚持华北抗战的四大根据地之一，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高度评价山东抗日根据地，称“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创建得益于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
　　适时创建省级政权。1937年10月日寇入侵山东后，中共山东省委适时领导全省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初战不利即率部南逃，许多专员县长亦携款潜逃。1939年，国民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新任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等人强占我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城镇，杀我抗日将士，限制我党抗日活动，不供应八路军粮款。他们作威作福，鱼肉乡民，有的还与日伪暗中勾结，袭击我军。国民党腐败顽固政权成为抗战的障碍。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加快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步伐。194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这是中共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权，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政权。1941年8月，丧失民心的沈鸿烈赴重庆任职，不久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由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继任。1943年7月，牟中珩率省政府和于学忠部队同时离鲁，移驻安徽阜阳。此后，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中共在山东独撑抗战大局。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
　　1944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由何思源取代牟中珩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可是他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来到山东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而此时，由于中共始终如一地领导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推进社会改革和各方面建设，政绩举世共见。所以，山东人民对中共已经产生了如泰山不可拔般的信念信心。1945年8月，在即将出席全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全体山东代表联名建议下，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政府，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诞生。
　　逐步健全行政机构。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山东党组织对建立民主政权的作用认识不足，对国民党曾“退让太多”，政权建设有些滞后。1939年，中共中央就加强山东政权建设多次发出指示，山东分局作出了加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此后，山东根据地出台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对县政府、区公所、乡公所、村公所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任务职权作出明确规定。山东分局设立政府工作部，加强对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领导，派出干部到各地组建县区乡政权机构。至1940年7月，山东全省约三分之二的县已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省级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也应时而生。
　　省战工会成立时，之所以未使用省行政委员会或省政府名称，因为它未经国民政府承认和加委，当时国民政府加委的山东省政府还未逃出山东。为了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同时又为了体现推动抗战事业之宗旨，临时使用了这样一个过渡名称。此外，省战工会成立之初的机构设置也较为简单，只包括政治组、军事组、财政经济组、教育组、民运组5个工作组，实际就是山东分局的政权部、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民众动员部。随着国民党在山东各级政权的垮台和外逃，为了适应抗战和根据地建设需要，中共领导的政权机构不断健全。1941年4月，山东分局撤销政府工作部，将所有民政、财政、经济、地方性武装、国民教育、公安、司法等工作统归省战工会管辖，省战工会各组改为各处，另设公安处和司法处，同时，在省战工会内建立党团组织，以实现党的领导、保证分局之全部政策和一切决定的执行。
　　1943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时，进一步完善了其职权，丰富了其下属机构，增设了工商管理处、调查研究室和秘书处，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省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根据地建设迎来新局面。比如，新设工商管理机构以后，加强了对外贸易管理和边沿地区缉私，有效防止敌人对根据地的物资掠夺，通过对根据地盛产的食盐、花生油等重要物资实行专买专卖、高价输出获得巨大利润，既增加了税收和农民收入，还换回了几十万发子弹和医药、电料等大量根据地必需物资，其在开拓财源、改善民生、支援抗战和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刻改造村级政权。村政权是民主政权的基础，健全村政权是政权建设的基本问题。省战工会作出决定，确定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实行行政村制，设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行政委员会、村长的关系及其职责，确定了集体领导、分工科学、富有效率的村政工作制度，全部取消便于特务和旧势力统治的保甲制。可是，1942年春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前，由于村工作中的脱离实际和作风上的粗枝大叶，加之减租减息运动未开展、群众的基本利益没有保障，村民对于政权改造不积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村政权28%仍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47%成分严重不纯。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山东党组织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以切实进行减租减息作为发动群众进行村政改造的最好条件，与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教育、反恶霸斗争、整理村级财政、反贪污等相结合，教育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鼓励群众自觉参与村政改造。同时，按照有关选举办法，各村划分公民小组，灵活采取“豆选”等方式，直接民主选举产生村政人员，让真正代表群众利益、能为老百姓办事的人被选举出来。
　　经过民主选举，村政权消减了封建势力的影响，基本群众在村政权中的比例大大增加，贫苦农民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积极参加抗战的广大工农开始执掌村政权。如沂蒙区沂南县村级干部中，贫农占46.3%，中农占37%。改造村政与整顿村党支部相结合，加强党员教育，处理少数犯错误党员，总结推广先进支部工作经验，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合理吸收群众组织的党员负责人为支部成员。村政改造后，村干部素质普遍提高，政权更加巩固，全省涌现出很多掩护党的机关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的模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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