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应毛泽东、凯丰之邀，来自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总政治部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延安电影团等单位的100余名文艺界代表齐聚延安，参加了在我国革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时间，宝塔山下，延河水畔，群星璀璨，光耀长空。
　　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里，与会的文艺界代表聚精会神地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当中引起强烈反响。与会文艺界代表们回去后，结合工作和斗争实践深入学习《讲话》，更加深刻地感悟到《讲话》气势磅礴的伟力和熠熠生辉的真理光芒。《讲话》为他们指明了脚下的路，为他们点燃了心头的火。正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他们乃至全国众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把人民生活作为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走出了一条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创作道路。
       笔触深入大众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一方阵当属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他们在与会的文艺界代表中占比最高，其中包括丁玲、艾青、周扬、萧军、公木、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林默涵、柯仲平等声名赫赫的文学大家。通过对《讲话》的深入学习，作家们无不为深蕴其中的真理力量所折服。《讲话》发表后，他们纷纷对《讲话》的内涵进行解读和阐释。其中周扬阐发的学习体会受到普遍认可。周扬认为，《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即“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与会作家们很快便自觉地驰骋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道上。
　　行动最迅速的是艾青。座谈会结束后，艾青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前方去，并以积极的姿态投入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上去。1943年春天，他随着骆驼队从延安奔赴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采风，还前往南泥湾和金盆湾慰问军垦战士。在南泥湾，他目睹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即兴创作了《拥护自己的军队——献给三五九旅》一诗，并登台为官兵们朗诵，受到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
　　成果最丰硕的当数丁玲。1936年11月，丁玲脱离南京监狱，来到陕北。丁玲是从国统区抵达延安的知名作家，在延安，她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积极的姿态投入革命文艺创作。1945年10月，丁玲离开延安，先后奔赴张家口、晋察冀根据地等地参加土改、从事写作。在土改工作和群众动员工作中，丁玲每天都和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翻身的喜悦和对土地深沉的爱。历时两年多时间，丁玲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波澜起伏、舒徐有致，情节生动、笔触细腻，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的农村社会生活，描写了暖水屯的土改斗争从发动群众到斗倒地主的全过程，反映出当时在中国北方大地上广泛开展的这场历史性斗争的风貌。这部在《讲话》精神照耀下诞生的优秀作品，出版后备受读者青睐，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与会者当中，像艾青、丁玲那样把笔触深入大众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创作出了许多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例如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欧阳山创作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刘白羽创作的报告文学集《为祖国而战》等。
       演艺贴近百姓
　　音乐家、作曲家、戏剧家、导演、表演艺术家、戏剧活动家等艺术家们，可谓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二方阵。他们都是当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界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譬如欧阳山尊、张寒晖、李焕之、袁文殊、张水华、陈波儿、王大化、吴印咸、阿甲、于敏、张庚、吕骥、吴雪、田方、瞿维、马可、王滨等。欧阳山尊在座谈会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为了满足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欧阳山尊和他的战友们努力贴近他们的战斗、生产、工作和生活。
　　座谈会刚结束，时任鲁艺院长周扬便请毛泽东给鲁艺“开个小灶”。毛泽东很高兴地来到鲁艺，他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把小鲁艺和大鲁艺结合起来。你们会问，小鲁艺我们知道就在桥儿沟那里，那大鲁艺在哪儿呢？大鲁艺就是社会嘛！社会里有工厂，有农村，有抗日的军队，有机关，有学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有极丰富的生活”。鲁艺人率先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1943年春节期间，王大化和李波创作并在延安首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第一次以秧歌剧的形式展现了翻身农民开荒劳动、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故事，这种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新秧歌剧，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发展了民间秧歌传统，赢得了各地百姓的广泛喜爱，开启了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毛泽东在黄土飞扬的大风中坐在长板凳上观看《兄妹开荒》，看完后他连连点头称赞：“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德高兴地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兄妹开荒》的成功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延安电影团专门把新秧歌作品在延安演出的盛况拍成了纪录片《延安秧歌运动》，摄影师吴印咸把《兄妹开荒》演出的精彩瞬间定格成为精彩绝伦的照片。事过多年，1943年春节期间的新秧歌剧演出场景仍然令人难忘，作曲家李焕之于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春节组曲》就反映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互问候、载歌载舞、欢度春节的情形，展现了一幅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春节时热烈欢腾的场面以及团结友爱、互庆互贺的动人图景。其中的《序曲——大秧歌》（后常以《春节序曲》为名单独演出）广受欢迎，成为中国喜庆佳节中屡演不辍的保留节目。
　　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期间，周扬请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把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故事改编成一部大型民族新歌剧。张庚接到任务后，先后抽调邵子南、贺敬之、王滨、王大化、马可、张鲁、瞿维、向隅等人组成创作组，全力以赴创作歌剧《白毛女》。1945年4月，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式演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全体七大代表，共同观看了此剧。七大代表观剧后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创作组从善如流，根据七大代表和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意见，重新修改了《白毛女》结尾。《白毛女》在各解放区演出时，无数解放军战士看得直掉眼泪，他们擦干眼泪后高呼着“为千千万万个喜儿报仇”的口号走上前线，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
　　此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其他导演、音乐家、戏剧家、表演艺术家等也纷纷贴近群众，创作或演出了大量优秀作品。曾任鲁艺平剧研究团团长的阿甲，先后编导了现代戏《柯山红日》《红灯记》；陈波儿筹划组织了《保卫延安》等文献纪录片素材的拍摄，1949年秋，陈波儿调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在她的积极推动下，仅一年即拍摄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马可先后创作了秧歌剧《夫妻识字》、管弦乐《陕北组曲》；1949年4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时，田方出任首任厂长，并出演革命电影《革命家庭》、战争电影《英雄儿女》……
       丹青奉献人民
　　画家、版画家、漫画家、雕塑家、摄影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等美术家，构成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又一方阵。他们都是当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美术界的扛鼎人物，譬如王朝闻、罗工柳、蔡若虹、胡一川、钟敬之、王式廓、陈叔亮、力群、江丰、张仃、石鲁、古元等。画家陈叔亮说过这样一番话：“不要以为一条线、一块颜色无关紧要，对于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品的装饰来说，一条线、一块色都是代表着一种艺术语言，处理得好，可以使人民的生活丰富多彩、光辉四射，能够鼓舞人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得不好，可以使人民的生活庸俗无聊，对于人民审美水平的提高没有好处。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够美化人民生活的工艺品。”这番话表达了他以“丹青奉献人民”的艺术追求。
　　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与会的美术家们自觉地、积极地踏上了美术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之路。画家罗工柳在太行山抗日前线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美术编辑，主要从事版画创作，用木刻和版画的形式记写军民抗战的事迹，描绘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活风貌，以鼓舞斗志和宣传抗战。1950年，罗工柳专门带着创作草图去到地道战的故乡——河北保定冉庄，请那里的民兵和老乡给他讲地道战的经历，为他的画稿提意见，最终创作出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油画的经典作品《地道战》。力群在延安和晋绥边区工作期间，用画笔歌颂解放区人民的民主幸福生活，表现农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他在1944年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创作了木刻《丰衣足食图》。这幅木刻作品造型单纯完整、构图对称饱满、色彩明快热烈、人物情绪乐观，富有我国民间木版年画和剪纸的特点，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民族的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漫画家华君武初到延安的时候，其作品主要模仿外国人的漫画技法，并不受民众欢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华君武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走上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漫画创作道路，其漫画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发生巨大变化，锋芒直指民族的敌人和阶级的敌人。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君武以揭露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反映蒋家王朝的崩溃为主题，创作了《磨好刀再杀》《运输队》《教师爷陈诚》《打了再给》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漫画佳作，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由衷喜爱，充分发挥了漫画作为揭露敌人、唤起民众的舆论武器作用。
　　除此之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其他美术家们也为人民奉献了大批艺术精品，例如王朝闻为《毛泽东选集》封面创作了毛泽东浮雕头像，为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了圆雕作品刘胡兰烈士纪念像；张仃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胡一川创作了革命历史画作《开镣》《前夜》《挖地道》；石鲁创作了构思独特、意境深远、极具陕北画风的国画《转战陕北》；张望创作了版画《延安居民讨论选举》……
　　1992年，时年73岁的画家古元深情地说：“《讲话》发表已经五十年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以《讲话》作为自己从事艺术活动的指南，贯彻在我的创作和教学工作中，并且随着年龄和实践经验的增长，更加认识到它的正确和伟大。我深信，它将永放光芒。”对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美术家而言，《讲话》一直是他们从事美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指南，《讲话》精神的光芒一直照耀在他们心头。
　　时隔80余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走进历史，但它绝不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因为《讲话》精神永放光芒，因为与会者作出了榜样。真理的力量和榜样的力量，将激励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方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责编：赵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