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葛瑞汉：中国哲学和诗词的天才翻译家

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年）是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英国《泰晤士报》称他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和语言研究的重要权威，中国哲学与诗词的天才翻译家，把中国古代的生活理念介绍给西方的杰出阐释者。”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说：“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发现我所做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试图把他的思想诠释得更清楚。”
　　葛瑞汉，1919年出生于威尔士，年轻时就读于牛津大学，学习神学。二战期间，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并被派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日语。退役后，他重返亚非学院学习中文，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年当选为英国（文史哲）研究院院士。尽管葛瑞汉久居伦敦，但他热心讲学，周游世界，治学授业的步伐遍及香港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夏威夷大学等，精深广博的学术蜚声四海。葛瑞汉治学范围宽广，研究《庄子》，翻译《列子》，倾心于后期墨家哲学，译注唐诗，可谓“焕乎其有文章”。其中，《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是葛瑞汉的处女作，在英美接连再版，被誉为研究中国思想必读的经典名著。《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一书凝结着葛瑞汉对中国先秦哲学的独到认知，是其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美国汉学家史华慈高度评价说，“此书将使他长期享有汉学研究领域顶尖学者的荣誉”。
    （一）
　　语言本于人心，语言反映思维。葛瑞汉认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认为万物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总体而言，中国人有着关联思维方式，它的形成与古代汉语语法特点关系密切。
　　理解汉语首在认识汉字。作为一名专业汉学家，葛瑞汉当然不会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识字”，他深入探求汉字的独特性。葛瑞汉提出：“古汉语是一种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每个音节都有其自己的书写符号，根据词序和语法小品词的位置与功能来进行组织。字体不是像通常所猜测的那样系表意符号；不同的单音节词，无论多么接近同义词，都有不同的书写笔画，且小品词像别的词一样有它们自己的笔画。”古代汉语字形丰富，而语音相对贫乏，于是，在一个字的字源与相似发音的字之间，它们的关系呈现于笔画的结构而非语音结构。要知道中华文明绵延不衰，汉字功莫大焉，是其延续与统一的重要工具。自古及今，中华大地上遍布着操着难懂方言的说话人，汉字却历经千载仍可读懂。
　　说到句法结构，总体而言，印欧语系的句子以名词为中心，主要动词必须是名词即其主语的谓语，由名词决定人称和数；在古汉语的动词句子中，主语是任意的成分，词形变化最小的是动词。基于这一发现，葛瑞汉论及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思维上的差异。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是名词中心式的，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动词中心式的。以亚里士多德的“事物”和中国哲学的“事件”为例，“事物”是相互隔绝的，“事件”则是处于具体的关系图景中。具体来说，印欧语系设置主语、数词、时态，呈现出区别，持续地表现在每个句子中。然而，古汉字并没有印欧语系中可数名词在语法上的数字，古汉语也没有其在语法上的时态。这些缺失使得西方学人有着对古汉语特点的一般性归纳，如“脱离了语境，汉字没有语法功能”“事实上每段都是含混不清的”“在严格意义上，（古汉语）可能既没有内涵定义又没有外延定义”。对此，人们不得不困惑用汉语写一部历史叙述何以可能？事实上，综观全球，传统中国的历史叙述一直处于发达领先地位。对于这些当时广为流传的看法，葛瑞汉将它们视作关于汉语的高度概括，然而却都始于完全过时的假设。
　　葛瑞汉明确提出，中国人的思维是如此讲逻辑，然而，若是对于中国人的思维、对于汉语自身的逻辑理解不足，则难免将其归于超越语言之外，甚至是非语言的行列。如果说印欧语言重在逻辑训练，那么，古代汉语则另作他用，它致力于相似与区别方面的敏感性教育，因为它所具备的是关联思维而非分析思维。在关联思维的视域下，当问及事物的实际时，不是问它是什么，而是根据其名称问它指什么与它像什么，中国哲学关注的不仅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葛瑞汉的理解正确而且透辟，他将此看作古代汉语思维的指南。
    （二）
       在中国思想史上，如果找一位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的人，不难想到孔子。人们将孔子比作月光，辉映着中华民族思想的耿耿长河。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子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一样，开创了一种思想文化传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葛瑞汉不仅是一位汉学家、哲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史家，他立足于孔子与西方哲学的历史，重点置身于20世纪，以开放的心态、对话的思维，综合阐述着两种不同传统的沟通与交融。20世纪，西方哲学家开始怀疑自身的概念体系，转而探讨古代或异域思想家的哲学，寻找新的选择。在抛弃自己的概念习惯方面，葛瑞汉认为可以从前苏格拉底与中国哲学中得到帮助。孔子对当代哲学的可能意义关联开始被专业哲学家意识到，葛瑞汉留意到最早有这种意识的专业哲学家芬格莱特，他的《孔子：即凡而圣》激发了西方哲学界对孔子的思考，开始把孔子视为道德哲学的指南。他尤其关注到孔子有着对社会礼仪运作的深邃洞识，这使得有“德”之人没有关于习俗的抽象知识，却能用轻易得到的技能与美德驾驭它们，虽然“无为”，但能强化周围的秩序。孔子的思维方式能够帮助西方哲学家回避分析哲学所不满意的二分法，诸如心与身、内与外等。葛瑞汉引用哲学家郝大维和汉学家安乐哲的观点来对孔子与20世纪哲学进行总结，那便是将孔子树立为摆脱西方人对超验的长期依赖的后现代主义的楷模。在孔子看来，天人相互作用，人在回应中亦作用于“天”，影响“命”，复归于“道”。
　　在比较文化的视域中，葛瑞汉深刻认识到儒家的生命力，作为周传统的守护人，他们亦成为中华文明的捍卫者。没有谁能够将它夷为平地，重新创立崭新开端。儒学将它的所有一般观念根植于对已存的习俗、学问和历史先例的缜密研究之中，独自许诺将个体完全一体化于它的文化、社会和宇宙之中。在葛瑞汉看来，这一定是中国社会得以延续的秘密之一。
    （三）
　　在思想界，探求中华文明不衰的秘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比如，黑格尔提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毫无疑问，一个民族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延续下来，一定是有理由的。依葛瑞汉所见，大约在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时候，中国发现了文明不衰、社会组织不灭的秘密。他提出，如果思想观念根本上是对社会力量有影响的，那么，中国“轴心时代”的哲学必然被认为取得了巨大的现实成功。因此，葛瑞汉试着从中国哲学的特点入手，以一个简要的处方写下中华文明不衰之秘诀。在他看来，这使得中国拥有了几乎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征服了变化无常的命运。
　　其中，儒家，一种批评性反应层面下的基于基本的社会契约、血缘关系和传统习俗的伦理，它以家庭为模型构造社会共同体，使君臣、父子以及古今、祖先与后代相关联。法家，一种具有治理规模空前与习俗多样的帝国之方法的理性统治术。阴阳家，一种以社会共同体为模型构造宇宙的原始科学。道家，将个体生命直接与宇宙关联的哲学。墨家，一种限于实用的理性。中国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同化了儒家的道德、法家的行政技能、阴阳学派的宇宙论、道家与特定时期的佛教思想。对于所有人来说，关键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所谓的“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问题。在论道的交锋中，将对手视为失之片面的而并非完全谬误。中国思想倾向于将A置于B之上而不是排除B；作为这种调和而非冲突的倾向，成为中国社会持续稳定的另一因素。
　　在对中国哲学进行意义阐释时，葛瑞汉始终蕴含着对西方人心灵危机的关怀。为了诊治西方思想的弊病，势必需要拓宽视野，其对中国思想的阐释正是致力于此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谈天道、论人道，在求道的路途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尺度。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西方文化有着对理性十足甚至过分的信奉，在手段层面结出硕果。然而，时至今日，西方传统似乎正在摒弃为目的寻求理性依据的长期诉求。那是因为学者们发现，当追求理性依据成为哲学的主题，甚至是唯一主题时，哲学家们沉迷于概念的游戏而远离了生活、智慧、爱，于是，也就背离了哲学的真正目的。葛瑞汉特别注意到，中华文明，长处总是在其平衡感，从一开始便能恰如其分地看待理性，这是中华文明不衰之秘诀的一部分。

（责编：赵珊）